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二千年来，以国家“太学”到省学、县学及民间“书院”教育研究体系，担任研究与传承“国学”之主体。另有“家族型”儒学传承系统为辅，从安徽泾县溪头都胡氏家族，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持续不断地学习研究儒家“诗书易礼乐春秋”及诸子百家，撰写出为数不少有价值的儒学经典研究著述。可以看出，这亦是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民间基础的一个典型。清末民国时期，胡朴安胡寄尘继承家族遗风，以“扶持国故”为己任，积极参与并创立民间性国学研究协会，以图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命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领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保护，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如何进一步开发研究，发扬其合理的内涵与时代价值。虽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但仍然是大家所关心的。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
    仅提供此文，仅供参考。表述上如有不妥，敬清批评。
    撰文 汪欣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注：作者汪欣为胡朴安先生孙女婿。

    清代末年，许多赴欧美留学的有志之士，他门积极地学习西学新知以拯救衰败的祖国，这并不为错，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却抱着漠然处之视之如草芥全盘捨弃的态度。这就引起了许多民间爱国知识分子的忧虑，所谓“盖学之不讲，本尼父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他们对数千年来的故国学术文化，中华民族的根，是否会亡于一旦，可以说是愁肠百结。1905年年初，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陈去病、柳亚子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其目的就是“绸缪宗国，商量旧学”，“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国学保存会，这是一个爱国革命的文化团体。据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文认为：当时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与邓实的国学保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国粹学报》也登载章太炎以及其他学者宣传国粹思想的文章。这本革命派所办的学术性刊物，历时七年之久未曾间断。
    上世纪初叶，身处于新学与旧学交替之时代的胡朴安，1907年加入国学保存会，并参与《国粹学报》担任编辑，该学报当时出版许多明遗民的著作，以提倡民族主义并积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在理念上，胡朴安曾说过：“吾人确信中国旧有学问，有保存发挥之必要”。而参加国学保存会、参与《国粹学报》这二件大事，对于年青的胡朴安来说，则是奠定他研究文字学与整理国学的重要的人生实践阶段。
    1911年，南社姚石子在《国学丛选》第一集上发表他的论文《国学保存论》。这篇文章谈到“（一个民族）乃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特别之语言文字，由语言文字演而为特别之礼俗政教，为一国之粹，而后其国乃能久存，至于学术，乃语言文字，礼俗政教之所从出也。故一国必自有其学术，谓之国学。国学存，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存，而国亦能久存。国学亡，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随之而亡，而国亦不能独存，然则国学之不可不亟为之保存也明矣。且国存而学亡，，则其国虽存而亦必至灭亡；国亡而学存，则其国虽亡，而必能复兴，是以欲保国，必先保学也。 在这篇文章中，姚石子认为 “一个民族”所形成的本民族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及衍生出来的本民族学术文化，对于这个国家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在南社中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可姚石子关于“国学保存”这一看法。于是，隔了一年，1912年（民国元年）5月，胡朴安与南社社友高吹万、姚石子、高旭、蔡守、叶楚伧、姚锡钧、柳亚子、李叔同、余天遂、林百举、陈范、周伟以及非南社社员文雪吟等，发起成立“国学商兑会”，随之《国学商兑会章程》在《太平洋报》发表，宣布该会：“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并发行《国学丛选》一种。该会于1915年（民国四年）时，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人。据资料证实，到了1924年，“承学之士，入会者数百人”。可见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命脉如何保存之关心。胡朴安在《国学丛选》杂志上不断地撰文，就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例如：《与国学商兑会诸子论国学书》、《与高吹万论文书》等。成为该刊物重要的撰稿人。
    1921年（民国十年）胡朴安在上海，与友人发起成立“国学研究社”，出版《国学周刊》一种，附《民国日报》发行。根据沈心慧教授关于《国学研究社》参加人（为《国学汇编》撰稿者）有七十三人。包括：胡朴安、胡寄尘、黄宾虹、顾实、傅熊湘、蔡玑、朱少滨、章太炎、姚石子、高吹万、陈去病、叶楚伧、柳亚子、陈乃乾、吴承仕、蒙文通等。出版《国学汇编》，一共出了三期（共十二本）。该书1985年在台湾由胡朴安长子胡道彦出资重新出版。
    胡朴安发表在《国学周刊》的文章有：《尚书今古文说》、《文字学研究法》、《中国政法史略》、《整理国学刍议》、《论中国学问之特点》、《客观的研究国学方法》等篇。胡寄尘发表在《国学周刊》的文章有：《知行浅说》、《性理浅说》、《清静无为辩》、《老子与自然》、《采访民间歌谣之管见》等。
    1928年（民国十七年）冬，胡朴安与姚石子、陈乃乾等准备发起成立“中国学会”。最初这个“以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目的而成立学术社团的创意，就获得了当时许多学界、政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中国学会”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元旦正式成立，陈乃乾任会务部主任，姚石子任讲演部主任，胡朴安任编撰部主任。应邀列名发起人者共有八十四人。
    据胡道静在《回忆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回忆中国学会参加人数达到二百六十余人，会员涵盖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相当多的精英。例如：丁福保、于右任、王云五、王培孙、王西神、吴梅、田桐、何炳松、周予同、胡朴安、陈乃乾、蔡元培、郑振铎、陆侃如、顾实、胡怀琛、郭绍虞、高吹万、陈去病、黄宾虹、钱基博、叶楚伧、叶恭绰、唐文治、柳亚子、吕思勉等。
    中国学会在成立之前已经创设《中国学术周刊》一种（附在《时事新报》发行）。中间停办一年，1931年复刊。至1932年，因“一二八”中日战事发生而停刊。后又因胡朴安担任考试院专门委员，后又赴镇江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 ，由于公事之耽搁,致使《中国学术周刊》之编辑出版受阻。

    皖南泾县为汉家旧郡，人文荟萃。泾县自古以来，教育发达，文风昌盛。儒学教育的传统在泾县有相当之基础，从唐代 开始，泾县就建立起官办学校“学宫”。王栐《重修泾学记》：“泾古邑也，自秦迄今千五百年，山川人物之秀，声闻江左。而建学于有唐之季，儒风最盛独先诸邑。”从明代中叶之后，除官学之外，民间也创办了不少“书院”，作为诸儒讲学之所。例如：位于县东二十里的台泉山的云龙书院，乃明清两朝规模最大的儒学讲学之所。另外曾创办震山书院、峨岱书院、赤麓书院、喻义书院、蓝山书院、紫山书院等。追溯明清两代泾县书院兴盛之原因，则必须联系到明代王阳明“心学”在皖南地区广泛传播。当时，皖南宁国府、徽州府一带成为“心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区域。泾县当时也包括在内。洪亮吉总纂的《泾县志》记载泾县水西曾建“水西精舍”，内有专门“祀朱王二先生”之“仰止堂”。祭酒邹守益《水西精舍记》也曾谈到，在泾县水西书院曾不止一次召开过“以订六邑大会……每会逾三百人”这样规模的王阳明“心学”学术研讨大会。不仅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曾对宋代皖南泾县儒学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清两代的“古文经学学派”也在泾县有很大的影响。
    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的《泾县志》（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一书，其中第三十章《艺文》就收有《泾县古代著作存目》共壹千余种书目。其中包括宋元以来泾县当地学者撰著的研究儒学著作。如：王廷相《春秋集解》、左辅《周易本义附说》、萧雍《诗经真诠》、包慎言《皇清经解续篇》、左佐《四书异义述二十五篇》、朱珔《说文假借义疏》、张以潤《春秋笺注》、陈宝泉《毛诗述闻三十卷》、胡承珙《小尔雅义证》、瞿檀《中庸辩》及《孟子考》、潘肇书《五礼纂要二十卷》等。说明宋代以来，泾县籍学者受到“东汉古文学派”及“宋学”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专研儒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儒学研究著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据胡道静《回忆我的学生时代》一文说：“我家的祖籍是在安徽泾县。早在清代，我们泾县就有考订、校勘历史古籍的传统。这在清代是研究学问的主体，学术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汉学’，又称‘朴学’，实际上是一种考证之学。我的同族远祖胡承珙（墨庄）就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汉学家，他曾为十三经中的《诗经》重新注解，有著名的《毛诗后笺》问世，并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后来这门学问传到我的伯父朴安先生手中，他成了近代闻名的文字、训诂学家，而他的学问实得力于墨庄家法。”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在泾县溪头都，胡氏家族对于传承“东汉古文学”也即“汉学”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承珙（1776—1832）字静孟，号墨庄。是泾县溪头都人，为胡朴安胡寄尘之族祖。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奉调任台湾兵备道。胡承珙研究经学专注考据之学。休宁戴震治学蔚成皖派，以文字学为基本，从训诂、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方面考释经义。承珙崇尚戴氏治学，守汉儒家法，精于小学，工于考证。在当时，古文经学皖派之中，泾县胡承珙、绩溪胡匡衷与胡培翚，被称为“皖派三胡”著名于时。所著除《小尔雅义证》之外，还有《尔雅古义》、《毛诗后笺》、《仪礼古今文疏义》、《公羊古义》、《春秋三传文字异同考证》、《礼记别义》等。而《毛诗后笺》三十卷，是胡承珙针对东汉郑玄《毛诗笺》一书有失《诗经》毛注大旨而著，该书问世后，被收入《续清经解》。
    胡氏族祖胡世琦（1775-1829）字玮臣，号玉樵。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山东费县、曹县知县。亦主攻文字学，从音训入手而会其通。著成《小尔雅义证考》，被段玉裁称赞为“小尔雅之功臣也”。
    据胡道彤所编撰的《胡氏著述考》，收录泾县溪头都胡氏先人关于儒学研究著述，除胡承珙、胡玉樵之外，另有：胡先钜《易学提纲》、胡泽顺《大易观玩录四卷》、《四书一得录》、胡元辉《诗序贯》、胡世琦《三家诗辑》、《禹贡地理》、《仪礼丧大服传大功章驳难》、胡世敦《逸周书解》、《周礼要义》、胡承谱《春秋五测》、胡承福《四书审问录二十四卷》、《四书撮二卷》、胡世墉《大学心得录》、胡光岱《孝经义疏》、胡先座《律吕考证十二卷》。（以上著述，部分书名见于《安徽通志》、《泾县县志文苑传》、《墨庄遗书》、《小万卷斋文集》）。
    通过对泾县溪头都胡氏先人关于儒学研究著述之梳理考查，可以推测，由于中国古代儒学教育及科举制度之长期推行，胡氏家族对于儒家“六经”及“四书”等古代典籍内容十分熟悉，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们对于先秦儒家经典的研究，先是受宋代朱熹“道问学”及陆象山、王阳明“心学”哲学思想之薰陶，后来又受清代乾嘉时期“皖派”学风之影响，主要是运用文字声韵来解释校订经书史籍。溪头都虽然是皖南地区一个小山村，然而胡氏先人能从先秦古籍及儒家典籍的熟读研究着手，撰写出如此之多的研究论著篇章来，对于中国古老文化之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应该看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为了弄清楚胡氏昆仲之学术研究与经学“皖派”学术之关系，有必要讲述“经学”及“经学学派”之历史传承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主要包括：儒学、诸子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文字训詁声韵学等。而中国儒学的开创形成及发展，亦即后来所称的“经学”、“经学史”，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中间是与孔子的一生的思想分不开的，而儒学地位的抬高则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统治者稳固其皇权地位的需要，汉武帝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策略，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学史上，西汉今文学派与东汉古文学派是经学的二大学派。首先这二派对于何为“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派认为唯有孔子所编撰的著述，才能称为“经书“，孔子的弟子的著述，只能称作“传”或“记”。古文学派则对于“经”认为并非是孔子“六经”的专有，认为包括孔子的著作在内的上古所有典籍著述，都可称为“经”。但历来一般儒学“经书”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删定编著的书籍。后来也专指“六经”，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近现代所出现的“国学”这一学术概念，其核心内容，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只包括“六经”这么一个范围。
    战国时期，儒家与墨家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显优势。孔子之后的儒家，据说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等八家，他们编著的著作很多，说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学术上含有多面性，也说明儒家学说更为适合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统治阶层政治上的需求。
    在西汉时期，首先是儒学今文学派获得统治阶级的尊崇，在太学中设立《五经》博士官。所谓“今文”，指的便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来抄录儒家的经文，此种经文书籍便称为“今文经学”典籍。后来，因为秦时焚书坑儒而散佚在民间而被收藏起来的一些儒家经典被发掘出来，这些书籍则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古籀文字”，即大篆文书写的，被称为“古文经学”典籍。由于这两种儒家经典，不仅所书写的文字不同，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对经文句意的解释有大不同。因此，造成学统不同，学派不同。“经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争论，经过了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直到郑玄徧注群经混乱今古文的家法才停息了下来，前后经过了二百年的时间，才告停止。但在中国二千年学术史上是一个影响非常之大的问题。
    汉代经学中的今文学派，主张历史上孔子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今文学家对于《六经》的次序是以内容程度的深浅来排列的。他们认为《诗》、《书》、《礼》、《乐》是初等教育的教材。而《易》、《春秋》这二部经典，则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思想所在，属于孔子专门教育的高等教材。他们看重的是《六经》中的“微言大义”。由于汉代末年直到西晋时期，社会长期的动乱，又由于郑玄、王肃的混乱今文经学的“家法”，以及后来所形成的繁琐的注经风气，今文经学便逐渐衰落了。直至晚清道光、咸丰之后，今文经学又重新崛起。庄存与、魏源，邵懿辰、皮锡瑞、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学家著书立说，扩大今文经学的范围，造成今文经学的复兴局面。
    而汉代经学中的古文学派，在西汉末年已经形成，到了东汉，由于古文经学大师的努力著书立说，已经具备相当的发展基础。古文学派总的特征是，依据汉武帝时所发掘出来的古文经典，《易》主《费氏易》、《书》主孔安国《古文尚书》、《诗》主《毛诗》、《礼》主《周礼》与《逸礼》、《春秋》主《左传》。正统的古文经师做学问主要是通过文字声韵训诂来解释古文经典，做这种义疏的工作。当然，古文经学的研究中，主要是推尊《周礼》，在政治上崇奉周公。魏、晋时，今文经学学派已归于沉寂，无力与古文经学学派抗衡。此后，南北朝时，古文经学学派演变为南北宗。隋唐时期所出现的义疏派，其本质上则归于古文经学学派。此种状况，一直延伸到宋代“理学“的出现，
    由于宋代学术思想上受到佛学“本体论”的影响，宋学派分为朱熹的“道问学”，将人性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而陆九渊则是“心即理论”的主张者，他认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离开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的可能。朱熹这一派，因统治者的支持，而夺取正统的地位，陆九渊这一派，后因得到王守仁的发扬而后继有人。然而，朱熹与陆、王这两派，都是借经学以谈“理学”，故而“宋学”在学术上所论“道学”与“心性之学”，总的来说便显得空疏无物。
    明代经学学术研究也十分冷冷清清。到了清代初年，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八股文与“宋学”，主张根据经书与历史立论，提倡恢复东汉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受清代文字狱之影响，读书人埋头于故纸堆做学问，乾嘉时代，被称之谓“朴学”的东汉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得以繁荣发展。它主要分两支，一、吴派，起源于吴县惠周惕而成于吴县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二、皖派，起源于婺源江永而成于休宁戴震，主张从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及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儒家经典中的大义与哲理。这吴、皖两派统称为“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朴学”在学术上，主张由校订解释经书着手，扩大到史籍与诸子；从解释经义着手，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艺术、科学等。长时期来，从“朴学”在整理经史子集古籍及史料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肯定地说，皖派与吴派在承继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九一零年，南社成立的第二年，来自安徽泾县的胡朴安胡寄尘在上海加入南社。胡氏昆仲的祖上乃是世居皖南泾县溪头都小山村之耕读之家，祖父复初公著有《养拙斋诗存》，父亲爱亭公著有《守拙斋诗存》、《文存》及《笔耕录》。后来爱亭公弃商为儒，在江西南昌处馆授徒。由于家境贫寒人口多，作为长兄的朴安每日必须从事种菜、舂米、担水、砍柴等繁重体力劳动。以协助父母亲维持家中生计。但朴安先生尤爱读书。无论寒暑，常挑灯夜读，遍览经史子集典籍，并涉猎数学、农艺与兵书等方面书籍。他曾说：“我于经仅读《诗经》、《尚书》、《左传》；于史仅读《史记》一种；于子仅读《荀子》、《庄子》二种；于文喜读韩退之、欧阳修；于诗喜读李太白、白居易；于算学喜读李善兰、华蘅芳之书；又喜读徐光启之《农政全书》，戚继光之《纪效新书》，有时也喜读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朱子之《近思录》。”（摘自《六十年前的我》）。而其弟胡寄尘自小便在哥哥朴安的辅导下学会了赋诗并熟读了四书。他兄弟二人对于科举八股文试帖诗都没有好感，勉强应了几次童子试。1905年清代光绪搞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就不再去敷衍科举功名了。当年，胡朴安以清代顾炎武开垦农桑利国利民为榜样，在蕪湖长江边招募农民开垦万春圩，自己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赤足下田，无论寒暑，培养自己胸怀天下踏实做事的抱负与作风。从后来胡朴安在上海加入国学保存会，继而又参与邓实编辑《国粹学报》，以宋明遗民之著述出版，来宣扬民族精神，宣扬反清思想。又从胡朴安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南社，可看出胡朴安一生之中凡事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行事风格。而他的胞弟胡寄尘也有乃兄之远大抱负与实干之精神。胡寄尘他在青少年时，就离开山明水秀之溪头，背着书箱，寻求反清报国的机会，来到上海。先是在新式学堂育才中学（后改为南洋中学）深造。一九零九年至辛亥革命，他与胡朴安共同参与《民立报》、《神州日报》、《中华民报》、《太平洋报》等报纸之编辑报道工作，致力于反清与拥护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之宣传。
    胡朴安胡寄尘对于中国之学问之研究，皆有独到之一面，并皆有相当雄厚之学殖修养与别开生面之眼光。在南社众多于学术上造就非凡的大家之中，胡氏昆仲学术上的著述之份量与价值，也得到了学界之充分之赞许与肯定。
    胡朴安对与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发生兴趣之起因，则可追溯到早年他担任《国粹学报》编辑，为了编报及编《国粹丛书》，常去徐家汇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看书，由此得识陈佩忍、高天梅、苏曼殊、朱少屏、宋教仁等诸友。有一次宋教仁曾对他说：“中国的学问极好，惜散见各书中，未加整理耳，吾子多读中国之书，盍为此盛业乎？”应该说，宋氏此言，对于胡朴安日后从事研究中国学术有着莫大的启发与触动。后来胡朴安执教于沪上中国公学、竞雄女子学院、国民大学、复旦公学、持志大学、正风文学院、国学专修馆等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政法史等课程。在执教之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系统之梳理。胡朴安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经学及小学：《太极图新解》、《尚书今古文说》、《周易古史观》、《周易人生观》、《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易学新解》、《易大象说》、《易经学》、《律数说》、《诗经学》《诗经文章学》、《诗经文字学》、《诗经言字释》、《古文字学研究法》《古文字学》、《文字学abc》、《声韵学》、《泾县方言考证》、《俗语典》。 二、诸子研究；《周秦诸子学略》、《周秦诸子书目》、《读周秦诸子记》、《墨子学说》、《墨子补注》、《墨子解诂》、《墨子浅说》、《庄子学说》、《庄子章义浅说》《荀子学说》、《商君学说》、《子学》、三、史学研究：《史记汉书用字考证》、《史记体例之商榷》等。四、文学研究：《唐代文学》《历代文章论略》。五、学术思想考证：《上古政治史》、《太古政法考》、《儒家修养法》、《儒家政治哲学》、《中国习惯法论》、《包慎伯先生年谱》、《皖省学者传》等。
    胡朴安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月27日突发脑溢血，经医治半年之后，始能恢复读书写作。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二岁。在他所撰的《病废闭门记》一书中，胡朴安对于他在儒学学术研究之经历作了一个回顾。他说：“我在纪元前三年，已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四先生之学说，为我读书做人之标准，后来又加了戴东原、段玉裁二先生。久之遂走入东汉学派一路。”
    胡朴安所景仰的“四先生”，皆为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亭林），早年曾随南明鲁王起兵抗清。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他学问渊博，于经史、典制、天文、河漕、兵农，莫不究其原委。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开清代“朴学”之风。黄宗羲（梨洲），字太冲。明末曾招募义兵以抗清兵，南明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后隐居著述，治学缜密平实，穷经而求证于史。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覃思，撰述宏富。有《明夷待访录》、
    《宋元学案》。王夫之（船山），曾应南明桂王之招，授行人。后隐居衡山，杜门不仕。通天文、暦数、经史、舆地之学。其学以汉学为门户，以关学闽学为宗，主“天下唯器而已矣”。颜元（习斋），二十岁前后好陆王之学，后又专研程朱理学。重视“习”在求学问于事物之中的作用。名其所居曰“习斋”。胡朴安所景仰的“二先生”。戴震，字东原。乾隆举人。少时从婺源江永学，深通天文、暦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之学。著有《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乾嘉学派“皖派”大师。段玉裁，号茂堂。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师事戴震，学通经史。精于音韵训诂，尤精《说文》，积数十年精力，撰《说文解字注》，成一家之言。
    胡朴安受此六位先贤的影响，崇尚“东汉古文学“，“朴学”。名其书斋为“朴学斋”。在中国文字学研究方面作了深入探讨，他所收藏的中国历代研究文字学著作就有一千余种，在此基础上，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他撰著的《中国文字学史》于一九三七年出版。不仅辩明“文字学”的定义与文字学史的性质。并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揭示文字学产生、演进的历程。台湾东吴大学沈心慧教授对于此书的评价是：“若论胡氏《中国文字学史》的价值，则在：第一部文字学史，具有开创之功；材料博赡，具有文献价值；发凡起例，为后学者增广的基础；重视古文字学的发展，具有前瞻眼光。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倘前说不出，则后说无由精审。因此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自有其贡献与价值。”
    《中国训诂学史》一书，亦是胡朴安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在《中国文字学史》撰成之后，将他在持志大学为国学系诸生讲授训诂的授课讲义，“整理旧稿，为之贯穿，而为此篇。”胡朴安对于“训诂之意义”，说过：“‘训’字，广义则为一切解说之称。训之解说，与其他解说不同者，能分析其内容，形容其状况，顺其意而说之。”又解释“诂”字，云：“谓之诂者，能以今语释古语，通古今之言，扩而充之，不仅可以通古今之殊语，并可通四方之异言。”《中国训诂学史》作为中国训诂学的初创之作，该书搜罗训诂史料十分宏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用篆文书赠胡寄尘一副楹联：“七国有碑惟诅楚，六经成岩待亡秦。”此联包含着太炎先生对于满清王朝丧权辱国阻碍历史前行之愤怒，亦有对胡寄尘反清同仇敌愾勇往直前精神的嘉许。上世纪初叶，世代居住在皖南大山中的胡寄尘，不甘心受封建礼教束缚，来到上海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新思潮涌动的地方，在新式学堂中，如饥似渴地获取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以中国传统诗歌表达自己报效神州驱除鞑虏的意志。他参加南社，投身报界，轰轰烈烈的抒写着反清檄文。他痛快淋漓地剪除自己的发辮，他酒逢知己豪迈地与柳亚子义结金兰。辛亥革命的时代狂潮将他变成了一个革命斗士。而当“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声浪响彻中国大地时，寄尘又曾抒写出《自由钟》、《长江、黄河》这样鼓舞人心的诗篇，来振奋中华民气，他还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野心。民国时期，军阀长年混战，民不聊生。寄尘的革命豪情，也随着时代大潮的低落而有所减退。自1917年至1935年，胡寄尘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沪江大学、国民大学、持志大学、正风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大约在一九二四年，他应王云五之邀请，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所长之职。曾编辑出版为新学制小学校所使用的《新撰国文教科书》。接著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学生国学丛书》，通过精选文史哲经典名著的出版发行，以帮助中学高年级学生能够熟悉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通过老师指导及个人自修来掌握国学基础。例如，胡寄尘他选注了《柳宗元文》、《归有光文》。以及选注司马迁的《史记》（与叶圣陶合注）。一九二九年，胡寄尘参加王云五先生规划的《万有文库》大型丛书的编撰工作，其中主要参与《国学基本丛书》的编撰。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寇炸毁了东方图书馆，许多珍贵图书被毁。胡寄尘在闸北花园路的家也被炸毁。编译所解散后，胡寄尘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此后不久，应柳亚子之邀，到新成立的上海市通志馆去撰修上海市志。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侵略战争，淞沪沦陷，通志馆停办，不久，胡寄尘因憂愤而谢世。
    胡寄尘在他短暂一生中，由于他的好学深思与勤奋努力，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是十分多彩而丰收的，他撰著及选编的文字稿大约有1500万字，存目多达152种。门类十分广博，涉及中小学教育、文选、中国文学史、哲学、经学、佛学、考据学、地方志、诗歌学、小说学、修辞学、杂记、传记、评论、童话、儿歌、小说、应用文等。包涵以下几类著述：一、经学诸子研究：《老子学辫》、《墨子学辫》、《国学概论》、《惠施诡辩新解》、《庄子集解补正》、《中庸浅说》、《淮南鸿烈集解补正》、《老子补注》、《列子张湛注补正》、《王念孙读书杂志正误》、《孙诒让札迻正误》、《孔子》、《孟子》。二、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辩正》、《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通评》、《中国文学评价》、《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未来》、《陶渊明生活》、《苏东坡生活》、《陆放翁生活》、《民间文艺书籍的调查》、《中国寓言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八大诗人》、《海天诗话》、《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民歌研究》、《新诗概说》、《诗歌学abc》、《萨坡赛路诗话》、《小诗研究》、《元代西域四诗人》等。三、地方志：《上海外记》、《上海资料》、《同治上海县志札记补》、《淞滨漫载》等。四、文字学修辞：《文字源流浅说》、《修辞学发微》、《修辞学要略》、《中国文法浅说》等。五、学术、考证：《太白国籍问题》、《蒙书考》、《中国神话》、《周秦伦理学史》、《推背图考》等。六、中小学教科书及国学辅导读物：《史记选注》、《柳宗元文选注》、《归有光文选注》、《作文门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