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宁生 于 2018-5-17 21:15 编辑
网上关于我父亲胡大侔生平介绍的一些文章中的错讹或误会 作者：胡德潜（胡大侔三子） 胡大侔夫妇 我是皖南太平甘棠人,我是胡德潜，在浙江海盐工作，现已退休。我的父亲是胡大侔。
最近因为我家的祖屋被列入百村千幢保护工程的一些事情，回了一次老家。并因此在网上查阅了有关我父亲和与我家有关的一些文章，发现不少文章的有关记载中有一些错字或误会。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有些事情知道了不讲清楚，总是有些不是味道的感觉。因此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我在我们兄妹中排行老三,现已年过逾矩,如果不将这些问题说一下,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第一：我父亲名大侔，字殊盦（庵字的另外一个写法）不是殊厂，所有介绍我父亲的文章中都都搞错了。我只是在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一个“胡大侔生平简介”的手写稿纸上看到是正确的写法，感觉好像网上所有此类文章都是从这个简介中摘录下来的，但将庵字简写成厂字了。
第二：好几篇文章中将太平两位名医赵佩青和胡雨荪都说成是我父亲的学生，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他们两位都是我祖父的学生。他们和我父亲其实是应该算是师兄弟的关系。这两位的年纪都比我父亲大，所以我们兄妹对他们都以伯伯相称。胡雨荪的女儿胡钰乐和赵佩青的子女铁华、舜华、和我都是同学。他们两家都住在仙源南门外。我那时贪玩的很，有好几次还在黛相奶奶（胡钰乐的妈妈，是不是这个黛字，我不能肯定，但太平话就是这个音）家过夜。
注：有关这些误会的文章见：
1、见《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太平甘棠县志——胡丰炘》
2、见《甘棠崔姓有哪些名人？甘棠崔姓最出名的是谁？》
第三、有文章说黄山翡翠池石壁上在我父亲的诗下面那个大佛字是我父亲写的，这也是误会。可能因为这个字正好刻在我父亲题诗的落款下面的缘故吧,但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有谁会将名字题在正文的右上角呢？而那个“胡大侔题”几个字其实是上面我父亲《題黃山芙蓉洞葵酉元夕大雪，晚宿芙蓉痷，晓起将行留二绝句》一诗的落款。
注：见《黄山主要石刻一览（5）》
第四、胡益均叔叔在怀念孙宗溶同志的文章中将我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胡德潜，不是胡德泉，这两个字用太平话念是一样的音。
注：见《身居高位情系百姓——追忆孙宗溶同志》家人合影 第五、有篇夜访赵家村的博客中说我们家在太平没有人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兄妹共六人，大哥胡德润解放不久就从香港回到广州，49年底在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敌工科工作，军属证是彭德怀和习仲勋签署的，上面写的地址是兰州邸家庄。50年6月赴朝鲜。停战后回到上海工作。不久调到北京地质学院教书，他和四弟胡德湛都是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五弟德冲和二哥的女儿翼虹、翼蝀都在太平工作。注：我去年看见此文后曾经在该博客上留言，说明情况，现在该文已经改正了。
第六、有篇文章说胡大侔的儿孙辈行医的有德泳和秋生，以及德泳的儿子翼云。其实德泳的女儿翼霓（在合肥毕业于安徽医学院，内科)、德潜的儿子祖愉（在浙江，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骨科副主任医师）也都是医生。
注：《见甘棠崔姓有哪些名人？甘棠催（原文如此）姓最出名的是谁？》谭家大院（图片来源网络） 第七、关于饶村的谭家大院，那是我外祖父谭耕甫的故居。文中将我小舅舅的名字写错了，应该是谭竹榘（不是谭竹溪）。
黄山日报的报道中将这个房子说成是我大舅舅谭书田建造的，更是搞错了，如果那样还能是古民居吗？其实是我外祖父谭耕甫连卖了四科举人后建造的。屋里的木雕是从浙江东阳请来的木匠雕刻的。我大舅舅在汉口是做颜料（染料）生意的，不是做布匹的。文中说我小舅舅的后人散落在宣城等地，也不对。我小舅舅的孩子（谭守譔）在解放后去世了，他家已没有后人。在宣城的是我二舅舅的后人谭守诒，他是解放后从华东革大分配到宣城孙家铺当税务所长。我大舅舅谭书田的子女有谭守诚、谭守谔、谭小安、谭小美，他们全都在汉口。我71年出差经过武汉时先到江汉路的华中里找表哥，但那时舅舅家的大门紧闭，家里没有人。后来我去公安局查找表哥表姐的地址，找到汉寿里表姐家，可惜表姐他们都在沔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因此没有见到面。表姐家的人一见我就认出来了，说“你是姑奶奶的儿子吧，你们长的真像”。80年后我调到海盐工作时，还和守谔表哥通过几次信。胡大侔夫妇 我最近有机会得到了一份用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纸手写的《胡大侔生平简介》。我不知道该文作者是谁或是谁执笔写的，但该文相对比较正确和全面的介绍了我的父亲。
原稿是用扫描照片的形式发来的，我为了大家阅读方便，就按照原文一字不改的打了一份。现在我将其复制到这里，供关心和爱护我们的父老乡亲及亲朋好友参考。胡大侔生平简介
胡大侔（1911—1972）字殊庵，晚年自号瘖公，安徽太平县人，祖居甘棠镇，出生于七代中医世家。祖金甫，父淮，均以中医外科的精湛医术闻名于皖南各县及湖北省武汉三镇。
1934年赴上海东南医学院求学,研习西医,毕业后悬壶乡里。先生就读于东南医学院时,就预见到中医外科的黄金时代必将被西医外科所替代,于是转攻内科杂症,为了丰富学识,在父亲去世后即离乡外出求师,转转于大江南北,历时五载。五年的游学,不但使他在医术和临床经验上得到锻炼而丰富起来,同时也熏陶和激发了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
抗战伊始先生即与家乡的共产党人如程自训、杜希轼等以及与新四军有密切联系的焦鸣鸾先生来往频繁,常于深夜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并请东南医学院的同学觅来[论持久战]等著作,潜心研读,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
1945年皖南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陈宝莲同志(解放后任太平县人民银行行长,现已离休)以做木匠为名,长期住在大侔先生家中,从事地下工作达三年之久。先生待程如同家人，并积极支持,密切配合程的工作。至1948年底,由于特务告密,身份暴露,才由先生亲自护送至芜湖友人处隐蔽。程安全转移后,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先生主动承担;与党组织及游击队的联系也始终未曾中断。
1946年夏,先生在地下党员崔云的陪同下与当时皖南游击队负责人陈爱曦同志(原安庆地委书记,已离休)在龙门半山里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从此大侔先生正式担负起为游击队收集转送情报,为游击队指战员治病疗伤、筹措给养、枪支弹药、医药用品以及接待护送进出游击根据地的来往人员等重要任务。
大侔先生接受了党的指示后,“投身革命即为家” 竭尽全力为完成党的各项指示不懈地奔忙,并使自己的家真正成为革命的秘密交通站。
先生一生以医为业,广泛的接触各阶级各阶层的病人,深深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对国民党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进步力量的反动行径深恶痛绝,但为了及时搜集情报,筹措给养和枪支弹药,先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与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利用诊病和以诗会友结交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社会名流.家中常常是前面客厅里应付国民党军官,后面书房中接待过往的游击队干部战士。
1946年游击队枪支缺乏,先生利用为当时驻太平柏越山的国民党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及其他高级军官诊病的机会,借口爱打猎而不收诊金却索要枪支弹药。唐式遵先后以四支步枪及若干子弹相赠。先生当即连同自己的两支猎枪一并交老交通员俞观桥运回根据地送到游击队手中。
1947年春,游击队决定攻打国民党龙门乡公所。陈爱曦同志调集数百名战士在竹园坦待机出击,这时给养出了问题,急需粮食3000斤,先生接到告急涵后，立即倾其所有,筹集了法币400万元交给交通员送回根据地。为了不泄露军情和造成伤亡,他建议游击队委托当地基本群众以私人名义分散到市场购粮,公开运回龙门。这样顺利解决了龙门战斗的给养问题。战斗中游击队长孙刚腿部受伤,流血不止,先生得知后,连夜叫陈宝莲同志送中药别直参等进山抢救。其后又多次配药亲自进山为孙刚及其他伤病员治疗。先生凭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为龙门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先生除了为游击队战士看病外,还利用自己开业行医为掩护,多次从上海购进当年异常珍贵的盘尼西林等药品交陈宝莲,王少龙等同志送往根据地.同时还主动为游击队订购文汇报及其他报刊,由陈宝莲及时传递进山。这不但供游击队负责同志了解当时的敌我态势而且丰富了指战员的文化生活。
1948年,由于特务告密,保安二团将先生骗至仙源军营,出示老虎凳,钢丝鞭等刑具进行恫吓要挟.先生大义凛然,镇定自若,严词谴责敌人的无理行为,敌人理屈词穷,只好放回先生,但从此先生的行动日夜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中。先生毫不畏惧,为了革命的胜利,毅然安排16岁的儿子德泳接替自己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先生才不得不在邻居的掩护下,借出诊之机摆脱了特务的监视,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翻山越岭进入黟、石、太交界的根据地,见到了当时的沿江工委书记孙宗溶同志(现安徽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其后，先生在沿江工委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积极热情地努力完成党的每一项指示；如护送从外地招进的知识青年进山，掩护受到国民党特务注意的同志转移以及营救被捕的同志。
1948年冬，郑汉同志（原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已离休）奉命到皖南做策反工作，住在先生家中，先生利用与国民党部队刘汝明部及石埭县县长冯启元的交往，配合郑汉工作。1949年4 月，郑汉不幸被捕，解往屯溪，先生一面叫儿子德泳带领几个农民沿途探视，一面亲自进山向党组织汇报，多方设法营救。二、三天后，大军渡江的消息传来，先生立即冒险下山迎接大军，并将刘伯承同志接到家中休息，向刘伯承同志汇报了有关敌情、郑汉被捕以及游击队缺乏枪支等情况。刘伯承同志当即写了指示信并令先生持信向后续部队领取武器。先生于第二天将领到的20支步枪和子弹转交游击队。20天后，郑汉得以脱险，但身体已遭极度摧残，虚弱不堪，先生将他接到家中，精心调治月余，康复后转赴屯溪工作。
大侔先生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无私无畏，是党的一位真诚的朋友。
解放初期，先生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到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之中，为建设新中国继续奋斗。他历任太平县人民代表、太平县土改委员会委员，太平县镇反委员会审判委员。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省民革常务委员、省农工党副主任委员等。1956年到安徽省中医研究所工作，后即转入省立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先生出身中医世家，又接受了西方医学的高等教育，医术精湛，更富临床经验。早年在皖南各县即享有盛名。解放前，先生在为贫苦人民治疗疾病中，目睹农民世世代代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屡遭疾病之苦而缺医少药，面对农民们身处如此悲惨之境地，恨无救世良方，乃毅然投身革命，希冀为根除这不平世道贡献一份力量。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先生创办了“大企医院”，以中医为主兼行西医。为贫苦农民治病，历来不取分文，每年春夏流脑、菌痢等传染病流行之际，先生日夜巡诊于崇山峻岭之中，将自己的祖传秘方敷料，免费分送病家。此外，先生创制的小儿疳积及蛔虫症的“乌焦散”家中更是常年备有，患儿随到随送。解放前皖南各县农民因钩虫病所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居多，先生创制了“钩虫新感咳嗽方”及“加味伐木丸”免费治愈了为数众多的患者，挽救了许多劳动力。斯时皖南山区缺医少药，传染病流行猖獗。先生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免费为儿童种痘预防天花的。直至1956年先生到省城工作前，仍每年自费从上海购进各种预防针剂和药品，免费集中用于当地中小学，为乡里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做出了贡献。
56年调省工作后，旋又被中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工作条件改变了，仍时刻记住国家经济尚有困难，农民生活还不富裕，无力负担过重的医药费用。于是乃创制了不少简便价廉的有效方剂，如“催乳效方”“乳腺炎效方”“咯血方”等。这些方剂中的主药都是价廉易得，而且经过现代药理证明确能代替有关传统药的。例如“催乳效方”原以海马为主药，因海马价格昂贵，乃另制一方，以棉花籽为主药，并注明“日本催乳药妈妈多,即系由棉籽提炼而成”，故在农村中即用这一味药煎水代药则更为方便。又如“咳血方”中三七价昂，即以仙桃草代之，等等。
1962年先生帰里省亲，消息不胫而走，石埭、泾县、黟县等邻县患者纷纷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赶来求治。先生当时血压很高，加之旅途劳顿，身体精神状况不济，但对前来求治者从不推辞，并告诫家属不得拒绝任何患者的求治要求。先生在家乡小住十天，都是病家随到随看，分文不取。临离故乡那天，天刚亮，数百名治愈的患者及家属即冒雨赶到车站送行。先生上车后，邻县的一重病患者家属匆匆赶到，将病榻横置路中求治。先生征得车站负责人同意后，下车为患者诊脉处方，殷殷叮嘱调治事宜，然后与乡亲们拱手告别。岂料这竟是先生与故乡人民的永诀。
文革期间，先生横遭迫害，至1970年获得“解放”时，已是病入膏肓了。但先生仍然热情的为登门求治者认真诊治。1972年先生病重入院至辞世短短一月余内，先生在病床上为27名患者诊了脉，口述了处方。弥留之际仍喃喃索要眼镜，钢笔、处方笺……
先生尽管早享盛名，但在学术上仍孜孜以求，对技术精益求精，每诊一病，必根据西医的理论检查及发病机制结合中医辩证施治，综合分析反复推敲；每制一方，必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西医药理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反复揣摩；诊治上师古而不泥古，处方则执简不繁。故其临床疗效卓著。40年代先生曾明确指出“中西两法各有长短，中医应跟上时代的步伐，破除门户之见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及教学，先生始终执着地探索着中西医结合之捷经。在省立医院工作期间，积极与内科、外科、妇产科开展项目的协作科研，对一些急重症及疑难杂症的治疗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使一些对中医持怀疑轻视态度的高级西医师在事实面前由衷地叹服祖国医学的科学性。
临床上，先生擅长于内科杂症的治疗，尤精于急重病及疑难杂症的救治。此外对外科、儿科等疾病的治疗，也有其独到之处。
一、内科杂病方面，先生对于内科杂病的治疗，注重脾胃。对慢性胃炎，溃疡病先生长于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方法，综合前人古方之长，复入自身临床心得成方。他的许多验方都是用这一方法制成的如“建中愈胃丸”就是综合香砂六君、黄芪建中、小建中、金铃子散、小陷胸汤、戊巳汤、左金丸等古方加入临床确有良效的单味药组成，主治胃溃疡、慢性胃炎。溃疡病患者服后数日，症状立见减退，一料服完，大便隐血（—），x线摄片壁龛愈合，屡试屡验。用于治疗慢性胃炎，更是有极效。例如：原安徽省副省长戴戟，每日晨起脘中嘈杂不息，呕吐酸水。西医诊断为冠心病，认为是冠脉供血不足所致，多方医治无效。先生与戴戟有深交，知道他每日饮酒一斤以上，此乃酒客慢性胃炎所引起的嘈杂症。为疏上方一料，不尽剂而愈。
1、急、慢性肝炎
先生对古典文献上的点滴记载都潜心研究，并大胆运用于临床，如“西茜草”，古书对其虽有治黄的记载，但今人罕用之治黄疸。先生于59年同省医内科合作用单味“西茜草”治疗传染性肝炎30余例，平均较西医对照组退黄时间快三天多，证实了古书记载无讹。
又：“蓬莪术”古书记载为破血药，而据近代化学分析其含有大量维生素甲，具有补养作用，先生通过临床验证得出对慢性肝炎“可大胆使用，毋庸疑惧”的见解，并对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创制了“软肝饮”。
先生用方灵活,执简驭繁师古而不泥古,由金铃子散、左金丸、小陷胸汤、小建中汤等组成“洩肝和胃汤”，主治肝胃不和之症，若胸满甚则加薤白头即复入一“瓜蒌薤白汤”，若便秘苔黄则加竹茹、生姜、枳实，则又复入一“温胆汤”古法。临床随症加减出入，步步章法严谨。
2、食道炎
先生创制的“食道炎效方”药味极其简单，仅用月石、青黛二味消炎解毒，酌加清凉安抚之剂，相得益彰。59年在省立医院与胸外科合作科研，收治晚期食道癌不能手术者60余例，患者入院时，滴水不能下咽，含服此药后即由服流质、半流质很快发展到能进普食，近期疗效极佳。惜对肿瘤发展不能控制，但作为进一步研究或辅助疗法有一定价值，用治食道炎着效若桴鼓。
3、慢性泄泻
先生运用古人治脾泻、肾泻要方裁成“愈泻丸”，临床用于慢性腹泻如过敏性肠炎、慢性结肠炎等每获良效。
二、外科方面
先生出身于中医外科世家，因而对一些外科疑难杂症如胸壁结核，寒性脓疡、脉管炎、肠梗阻、皮肤病的治疗，根据祖结合自身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施治得心应手，使不少患者药到病除，霍然而愈。
1、胸壁结核、寒性脓疡 例：58年胸外科收治一患胸壁结核的省体委长跑运动员，因开刀后会影响赛跑，请先生用中药治疗，先生将先祖遗方“瘰疬丸方”精提简化成“寒性脓疡处方”施之，廿余剂而愈。
2、脉管炎 例：患者梁叔锴，男，42岁，干部，69年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右手大拇指发凉腐黑，疼不可忍。先生施以“加味四苗勇安汤”十剂左右即疼止肿退，皮色转活病去八九，奏效之快，出人意表。此后又经治数名患者，皆获卓效。惜因历史原因未能追踪观察，甚为遗憾。
3、皮肤病 先生根据辛温活血之品具有扩张血管、改善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作用，加米醋调和软化瘢痕之效更佳的原理，创制了“瘢痕疙瘩效方”，又集合中药清热燥湿收敛之品制成“湿疹效验方”，临床均获显著疗效。
三、其他杂症
在救治重症如尿潴留。咯血、急性喉炎、喉头水肿等方面，先生使用祖传方及自制验方，屡用屡验，疗效彰昭。
1、尿潴留
对胞转、产后术后及因前列腺肥大增生引起的尿潴留，先生用经验方治疗，患者服后均能在一、二小时内奏效。例：患者姜某，女，25岁，产后月余不能自解小便，经某医院治疗无效，每日保留导尿。患者体瘦神疲，气短乏力、脉细苔薄。入院当晚服一剂，次晨续服一剂后即能自解小便，昼夜达4—5次，一般情况好转，再服“补中益气汤”三剂，共住院六天痊愈出院。
2、咯血
58年先生在安庆地区视察，途中同行的省牙病防治所张云卿医师因患肺结核，突然咯血不止，当地无条件抢救，病情危急，先生即用自拟的“咯血方”就地抢救，服一剂咯血次数及血量大减，再剂血止。张医师一般情况转佳即护送合肥调治而愈。
3、声带炎
60年代初期，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来合肥演出，嗓音突然失调，不能登台。省文化局请先生会诊，先生施以“养阴生津清热消炎开音之剂，中午服药，当晚即能登台。后来童芷苓及一些播音员、演员、教师等向先生索要此方，先生均慨然相赠。
4、急性咽喉炎、喉头水肿
对因急性喉炎、白喉以及因炎症水肿所致的喉头梗阻，不能或无条件施行气管切开术者，先生即采用单方“鲜土牛膝根汁”救治。此药下咽立能呼吸畅通，转危为安。在农村中先生每遇此危急之症，时经用此方活人甚众。
5、习惯性流产
先生对妇科杂病的治疗，可谓得心应手。其中尤善于调经安胎。患者张某某，32岁，有习惯性流产史，二年共流产四胎，妇检：子宫偏小，停经二月后阴道不规则流血五天，雄蟾试验（+）。先生用补肾安胎之剂调治数月，间断性服药百余剂，足月顺产一健康女婴，两年后又妊娠，未再服药，足月顺产。此外先生在儿科方面也颇有造诣，对小儿顽固性遗尿，小儿疳积，小儿夏季热等症的治疗，均有独到之处。例：患者刘某某，女，13岁，高热稽留，在省立医院小儿科住院治疗，叠用抗菌素、激素月余无效，家属求治于先生，先生用汤药三剂而愈。
先生学识渊博，古文造诣尤深，一生创制效验方百余首，皆自编歌诀以记之。先生脉案手稿多数散佚流落，现存者除本人晚年编写的部分外，主要是子女们侍诊时所记。“胡大侔临床经验方重订”及“胡大侔医案医话集”正由其子女编撰中。
大侔先生一生诊务及社会工作繁忙，60年代后期，意欲总结毕生的临床经验，可惜因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身心交瘁，终究难以成篇。
大侔先生不仅医道精湛，业余爱好也相当广泛，如狩猎、摄影、登山、尤其长于赋诗填词。先生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博闻强记。十岁即能成诵，弱冠之年即以诗名闻名乡里。他的诗词创作受“南社”诗人进步思想的影响较大。曾致力研究陈天华遗作，模仿其风格。同时，由于先生以医为业，接触广泛，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和真切的感受，故诗词中颇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中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先生治学严谨，一诗作成，必反复吟咏锤炼，从不轻易示人，遣词造句反对刻意雕琢，讲究信手拈来，顺其自然。先生在解放前吟成的诗稿十卷，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但从残存的诗章中，先生的诗词造诣及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仍然可见。如抗战期间所作的“惜分飞 送佩青之南京兼奉平桥”：“如此江山何处去，黯黯离魂没语，此恨凭谁诉？鹧鸪啼断千山路。若到都门逢旧雨，好把东风共度。莫把春光误，六朝烟月秦淮渡。”寄托了先生憎恨日寇，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也表达了先生与友人共勉，不失时机地为祖国大好河山的完整而坚决对敌斗争的决心。而“葵酉元夕大雪，晚宿芙蓉痷，晓起将行留二绝句”：“自若靈池水一灣，十年塵垢走人寰；今朝暫息浮生念，臥聽蕭蕭雪滿山。芙蓉洞口白雲封，洞裏梅花雪萬重；一夜天風吹不斷，夢攜明月上蓮峰。”则用清新飘逸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多么静谧的境界，不但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也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激情.解放前此二绝句即被镌刻于黄山翡翠池畔的石壁上,至今游人过此仍反复吟咏,有人盛赞此诗作“无人间烟火气”。
解放后先生的诗歌创作热情更加奔放，五十年代末对北京十大建筑的讴歌，对第二故乡合肥美丽景色的素描，外出视察及深入大别山从事“梅毒”调查和防治的感受以及与文坛诗友的唱和多散在发表于省内外的报刊上。最近家人从遗稿中精选部分力作被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入“中国当代诗词选”。“殊庵诗词选”正在编撰中。
先生不仅热衷于诗词创作，对文坛上诗词的发展也非常关心。1962年以先生领头发起组织了“江淮诗社”。诗社的成立，旨在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研究探讨和推动我省诗词创作的发展。先生联络省内诗词名家如：丁宁、江白瑟、刘夜峰、罗长铭、徐味、冒效鲁等，共同切磋，互相唱和，团结了各界名流，推动了本省诗词创作的发展，颇具影响。
诗社中名家荟萃，高手云集，大侔先生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谦虚诚恳，风趣豪爽。赢得了文坛诸公的推崇。冒效鲁曾作诗称赞：“活人兼活国，医病更医诗”。对于同道的称赞，先生则是：“裙屐今时多俊彦，自惭狂简老须裁”，可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先生医名博扬，以致诗名被掩。然而从残存的遗稿中，不难看到先生扎实的古文功底，炉火纯青的诗词造诣。著名词家丁宁在悼念大侔先生的挽词中慨然叹曰“……斯人去矣，问此后骚坛光芒谁继….”表达了人们对大侔先生诗词创作的评价。
大侔先生医、文俱卓，这在我国历代医家中是难得的，故有一素昧平生的学术界名流云：“观其医，吟其诗，叹其才，恍如薛一瓢再世也！”
由于历史原因，先生的传世之作不多，但他曾对安徽诗词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胡大侔故居 大侔先生性格豪爽，刚直不阿，言谈风趣高雅，一生乐善好施，不仅为穷苦百姓治病不取分文，就是左邻右舍，猎户农友，日常食粮衣着不济，先生一旦知晓，立即慷慨解囊。尤其热衷于为穷苦孩子交纳学费。解放后直到56年先生离开家乡，每年都为家乡的小学订购多种书报，购置教具及增添体育器械。积极支持农村教育事业的行动，至今还为乡人所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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