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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热河老街胡氏家族史考略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24-11-21 15:53
标题: 热河老街胡氏家族史考略

热河老街胡氏家族史考略

孔令春

（中共承德市委研究室，河北承德 067000）

摘要：乾隆朝中期，浙江上虞县胡大昭流寓热河，受聘夏熙为幕友，其后人随其迁居热河，生息繁衍，诗文传家。废科举后，胡家鼐创办“劝学所”、兴办新学，胡之冕创办热河法政学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前身），几代人为承德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成为江浙民人流寓承德的翘楚之家。其家族史，承载着鲜活滚烫的地域文化表达，是承德地方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更是承德地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样本。
关键词：热河；胡氏家族；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4)04—0001—10DOI:10.16729/j.cnki.jhnun.2024.04.001
作者简介：孔令春（1953- ），男，河北围场人，中共承德市委研究室调研员退休，研究方向为热河文庙、木兰围场。

一、胡氏家族远祖流寓承德
所谓“流寓”，就是离开原籍流落他乡居住。乾隆朝中期，是康乾盛世的极盛时期，每年五至八月 ,扈从大臣、内外蒙古各部、藩属国和少数民族首领、宗教上层人物、外国使节团等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承德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由此，人们把承德看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于是，齐鲁晋豫吴越燕冀的商贾工匠、民间艺人等大量外籍民人迁徙流入。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浙江上虞（今浙江绍兴上虞区）籍胡氏家族的远祖胡大昭，率先随同热河厅巡检司巡检主官夏熙流寓到承德。
清时，承德最初直接隶属于朝廷。雍正元年（1723），设立热河厅；十一年（1733），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改为承德州；乾隆七年（1742），废州，改设热河厅，承德作为要害之地，始设巡检司。
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共 7 人担任过热河巡检司主官，跟其他职官不同的是 , 热河巡检主官一职全是外省汉人，这不能不说与流寓承德地方的民人 , 多数来自齐鲁晋豫吴越燕冀等地有关。其中，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1764-1774）, 任热河巡检主官的上虞县人夏熙时间最长，达 11 年之久。
清代中期 , 满族索绰络氏文学家，著名诗人、仕至礼部尚书的观保《国朝观保夏公祠诗》有句：“中原无旷土，提挈走乌桓。……，夏君非显爵，赤子爱儒冠”。浙江上虞县是虞舜后代的封地，地名虞宾；秦王嬴政二十五年 (公元前 222年 )置上虞县，属会稽郡。农耕社会 ,土地就是一切。从观保的诗作可以看出，
由于江浙水乡上虞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可开垦的土地所剩无几，为了生存，夏熙不得不离开故乡浙江上虞，来到古乌桓之地的承德。
《承德府志》言：“夏熙慈祥精敏，负幹济才。少窘於遇，以他途就末秩。时热河未改郡，统以同知分理者，惟巡检任綦钜。熙筮得是缺”[1]895-896。意即慈爱和蔼、精细敏捷、胸怀济世理想的夏熙是通过保举或捐纳的途径，获得热河厅巡检主官这一低级官职的。一般情况下，巡检司巡检主官为从九品，而承德属要
害之地，其巡检司主官应该为正九品，相当于现在的乡科级正职。清设巡检于州、县等关津要冲之地，掌管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之职 [2]118。夏熙作为热河厅巡检主官，从承德时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实际出发，着重解决民生问题，立义冢，建祠庙，浚旱河，以捍民居；奉诏重深挖疏通新河，使山庄外西南诸山之水，皆循河安行，无过无溢，这项工程，是夏熙的最大政绩。
承德位于北方边塞地区，每当遇到灾荒年，民众饿死者众多，为解决逃荒人温饱问题，夏熙“集千金寄质库，量其息，岁买谷棉，以给冻馁”。当这个计划正在推进之时，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夏熙因疾病死在办公的地方。第二年，热河民众感恩其德，建祠祀之，祠堂大门匾额曰 “夏公祠”。当时，正在避暑山庄内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礼部尚书观保“俱有诗泐之祠下”。
据上个世纪末文物工作者考证，夏公祠坐落在今承德市双桥区南营子大街三官庙旁，后被拆毁，在原址上建了承德宾馆。
夏熙在担任热河巡检主官的 11 年中，曾署任过乾隆三年 (1738) 设立的塔子沟（今辽宁朝阳凌源市）厅的第十一任巡检。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书的哈达清格所著《塔子沟纪略》载：“三座塔巡检：署任夏熙，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夏熙“以疾卒于廨”，可能与既担任热河巡检主官，又兼署三座塔
巡检，工作过于劳累有关。
浙江上虞县为缅怀远在承德任职的贤者夏熙，把他的事迹收录在《上虞县志校续》中：“夏熙，字春台，任热河巡检前后十一年，勤职爱民，恤罪囚，立义冢。地当雁碛，岁收偶歉或有饿夫，且出关餬口之人流滞者多，塞外苦寒，熙首捐资置产，作每冬给棉施粥资，人无不知夏巡检贤者。直隶总督面奏将加超擢，邃卒。”[6]27-28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上虞县志校续》言：夏熙死后，在宣武门外广谊园立庙塑像，夏熙成了北京的土地神，“乾隆三十九年（1774），祀之宣武门外广谊园，以为土神”，时任户部尚书、浙江杭州人王际华题碑曰：“旌封全浙广谊园显灵候富德正神”。
二、胡大昭被夏熙聘为师爷
清代地方官署，不论大小，都有幕学师爷，因事设人，最简僻、最小的官署，也要有一人兼管刑名和钱谷，一人兼管书启、挂号和徵比。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吏部：“各省督府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并令“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
从此，幕宾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式地位。“历练老成”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所以“深信不疑”便成为有清一代延请宾客的唯一条件。当时，师爷尽管是各级衙门的辅助人员，但基本上没有官衔职称，也没有编制。
一般由幕主私下聘请，属雇佣关系。夏熙与胡大昭同是绍兴上虞人，两人年龄相近，夏熙被委以热河巡检主官后，便延请知根知底、深信不疑的胡大昭为幕宾。
幕宾、幕客，亦称幕友、幕僚和师爷。1999 年出品的由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绍兴师爷》，再现了科举制度下一批落榜秀才的命运遭际和喜怒哀乐，诠释了皇权之下非官而官的“幕宾制度”的历史传奇，也揭示了“自古绍兴出师爷”的历史过往。
清代的绍兴为浙东八府之一，下辖包括萧山、余姚、上虞等八个县。郑天挺在《清史探微》中归纳列举了幕宾来源有 14 种。其中，专业幕宾（学幕的人），又称刑名或刑钱师爷，是清代幕客的主流。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浙江学政于敏中奏言，“浙江省生员游幕在外，欠三考者七十余人，请定限咨催回籍补考。”对此，乾隆很是体谅学子的不易，谕曰：“读书入泮，亦非容易，若尽行除名，情有可悯。著加恩免其黜革。”
“游幕”的意思是离乡作幕宾、幕友。正走在科举路上的学子，因为“家道中落”“家境贫寒”，不得不弃书读律，游幕四方。有的是边游幕边科考；久试不中者，有的便成了鲁迅笔下“穿长衫站着喝酒，分给孩童茴香豆吃”，自负而又自卑的孔乙己。
绍兴学子除了走科考“正路”外，还有四条“岔路”可走：做塾师、做医师、学生意、做幕友。其中，与学子的习性相近，社会需要量又比较大的就是“做塾师”和“做师爷”。二者相比，做师爷除了“岁修数倍”于塾师外，更主要的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的还会有从“岔路”步入“正路”，跨进“公门”，佐幕入官的机会，既有物质上的丰裕，又有精神上的满足。所以，绍兴人“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仓物、库房、巡、驿、尉、薄之属，岁以千计”。
然而，做幕友当师爷，需要有刑名、钱谷和文书等方面学识和专业技能。科举失利之人改游幕（离乡作幕宾、幕友），边游幕边科考；或者放弃科考，拜师学幕，学习刑名和钱谷之学，以及挂号、书启和徵比。
胡大昭来承德为巡检主官夏熙做幕宾，应该具备了上述五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
乾隆二十九年（1764）夏熙被委任巡检主官后，便为有学幕经历的胡大昭谋得幕宾席位，一起来到承德，协助其料理巡检公事、辨别刑名、办理文案、收纳钱谷和迎来送往等事务。胡大昭作为巡检主官夏熙的幕宾，既是夏熙的师爷，也是助手。胡大昭作为幕宾，由幕主夏熙供给食宿，按季或按年致送束脩、岁修或粮谷。于是，在夏熙的帮助下，胡大昭不仅在官场上有了职业，还逐渐在承德置办了自己的家业。在交往中，夏熙的济世思想、爱民情怀和秉公无私、廉洁自律的贤德品，深深地影响着胡大昭及其后人。
承德著名文史专家高思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3 年 3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1938 年，侵华日军为保存骨灰、供奉亡灵，毁掉了位于松鹤山上的热河承德街名门望族的墓地（今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在松鹤山上修筑起“忠灵塔”，又在“忠灵塔”北侧山坡上修建了更大规模的供奉日军战犯的“靖国神社”[10]67-68。据胡大昭的六世孙胡乐夫介绍，他家的祖坟最早位于承德市双桥区西南方向的松鹤山上，后来侵华日军在此地建忠灵塔，墓地被强行霸占，胡氏家族的一支祖坟被迫迁到了头牌楼外的高庙山，另一支迁往双滦区的元宝山。前些年，胡乐夫在元宝山墓地里曾发现一座坟冢前伫立一块刻有“胡三才”字样的墓碑，虽然墓碑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字迹清晰可辨。
胡大昭的后人胡三多、胡三才兄弟是由浙江上虞县流寓承德的第三代。据胡乐夫介绍，小时候看见过家里保存的《胡氏家谱》，上面有胡三多和胡三才的名字，后来，《家谱》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遗失了。
胡乐夫的父亲胡之颃的笔记本上记有远祖胡大昭，及其儿孙胡五福、胡三多的名字。
三、胡三多寄籍应试中举入仕
如果说，木兰围场的圈定、御道行宫的修建，避暑山庄的营造，为几近文化荒漠的承德发展注入了希望和文化种子，那么，热河文庙的落成和承德府学的设立，不仅打破了“陪都班达神皋”[11]3 的文化格局，也为承德地域的文化演进开辟了新天地。胡大昭之孙胡三多在热河文庙落成后，曾就读于设在热河文庙西跨院承德府学。
关于胡三多，朝鲜文化学者朴趾源的《热河日记》[13]161 中有一段记叙：创建承德府学的江苏举人王民皞（号鹄汀）与山东举人邹舍是共同藏修于承德府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54 岁的王民皞以“白头荆围，仕之耻也”为由，放弃了进京参加乾隆庚子科考，继续藏修于热河文庙，胡三多则是举人王民皞的学生。
在承德府学，胡三多给朴趾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写道：胡三多是汉族人家的孩子。一天清晨，按照“早朝”的规矩，胡三多挟着书册来向他的老师王民皞行礼问好。年方 12岁的胡三多给朴趾源的印象是：“清秀无尘埃气，礼度娴熟，举止详雅”。为考察胡三多的学识，使节团副使郑元始随即让胡三多以“桃”为题赋诗，胡三多“请韵”后，顷刻之间就吟诗一首，朴趾源给的评价是“词理俱圆”，当即郑元始就赏给胡三多两支毛笔。受到鼓励的胡三多又“请韵”作诗，胡三多“请韵立就”，不打草稿、随口而占诗两首，仍“词理俱圆”，引得郑元始连声叫好，胡三多的自信和聪慧令在场人瞠目相视。
据光绪朝重订《承德府志》载：“乾隆壬子科，胡三多，承德府人，湖南龙山县知县”[1]899。胡三多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中举，按照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胡三多 12 岁推算，乾隆壬子科中举时胡三多应该是 24 岁。科考中了举人，就意味着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在等待 48 年后，举人胡三多终于被委以湖南湘西龙山县知县。
据同治九年（1870）修湖南省《龙山县志》载：“知县：胡三多直隶承德府人，举人，道光十年（1830）三月署任”。自雍正七年（1729）始计，到胡三多已经是龙山第 59 任知县，第二年四月，广东进士黄朝辅接任胡三多出任“湖南龙山县知县”。而《浙江上虞县志校续》载：“胡三多，顺天中式，历任湖南龙山、东安知县”[6]88-89 ；清光绪二年《湖南省东安县志》载：“知县胡三恪，恪《府志》误作多，□□年署任，□□□云南薨，□□□□举人”[14]156。虽然《湖南省东安县志》字迹模糊，很难辨认，但最起码能看出胡三多卸任龙山知县后，并没有回到承德，而是去湘西南的永州东安县署任知县，最后死在了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是历代中央政府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在雍正朝“改土归流”百余年后，汉人举人胡三多到连接湖南、湖北和四川要地的龙山县和东安县任知县，既是对胡三多知识能力的认可，也是清代承德胡氏家族的荣光。
四、胡氏几代人成就教育世家
清宣统三年 (1911)，胡长煦、胡增祥等纂修的《上虞长者山胡氏续集家谱》序言：上虞长者山胡氏家族“……今易地为良，散居南北，如湖州、江宁、热河等处皆有。”并称赞热河胡氏“自乾隆朝迄今，科甲鼎盛，人文蔚起，音书存问，不忘邱墓”[15]。上虞长者山胡氏散居在浙江省上虞县和湖州、江宁、热河等地。胡乐夫说，承德胡氏家族与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上虞丰惠镇人胡愈之是同乡同宗。
胡乐夫介绍，他们家族家谱字辈是：“文家之宝、世德维新、锦伦远作、继祖宗留”，“文”字辈的上一辈是“三”字，“文”字之下便是“家”字辈。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热河同知伊桑阿创建的振秀书院落成，先是由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登乡荐 ( 乡试 )、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举人马瑢任教官，后来，胡氏“文”字辈的胡文種、胡文檀兄弟二人来到承德，二人学识渊博、品德过人，且献身教习、热心育人，胡文種主讲义学“从游者皆一时之英隽，文章、经济、节操皆能表见于世”；胡之檀“以硕学绍后进，经师人师，人言无间”，授课轻八股、重实学，重视学术交流和争辩 [16]1。因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承德附近生徒多慕名而来，受业者趾踵相接，质疑问难。胡氏兄弟二人在承德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承德胡氏家族中，功名最为显达、被誉为“热河文坛泰斗”[18] 的是胡家钰。胡家钰出身名门望族，是教育家、书画家胡家鼐之弟。胡家钰，同治十年（1871）生人，字式如，自幼聪明好学，光绪十年（1884）考中秀才，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中举。[17]28。胡家钰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对书法颇有造诣。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考）殿试金榜二甲 113 名，与金榜一甲状元刘春霖，二甲 75 名浙江秀水县沈钧儒 ( 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 等人的名字同在北京孔庙国子监第 61 号《进士题名碑》上。胡家钰第进士的同年，被授礼部清档房或汉本房礼部主事，后晋为礼部员外郎。
晚清时期，国内外环境剧变。1900 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1906 年 9 月，政府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改六部为十一部。宣统三年（1911），成立责任内阁，废除礼部，原承德府改为特别行政区，由此，胡家钰便卸任礼部员外郎，回到承德。1912 年，清帝逊位，署热河都统的昆源委任胡家钰为热河教育厅厅长，1913 年 3 月，热河都统熊希龄 [19]297 到任后，让其筹办热河图书馆，将避暑山庄各处所存图书集中到热河文庙东跨院尊经阁。
民国二年（1913）11 月 9 日，北京《群强报》披露了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热河都统任内盗窃前清热河宫物的消息，或许就在这个时候，胡家钰被派任清理热河官产处处长。清康雍乾嘉为热河留下了大量官产，清帝逊位后，这些官产便成为“旗民赖以为生”的主要资源，胡家钰到任后，淡于名利，在维护官产安全的同时，积极妥善安置旗人与汉人的生计，深受承德地方百姓爱戴，他去世后，“颂功德者，殆数万人，吏惮而民怀之”。
民国十七年（1928）9 月，热河改制为省。同年 12 月，民国政府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省长，胡家钰改任热河省教育厅秘书，任职期间，胡家钰协助厅长统一了全省初级中学课本，制定了上课间操，废除体罚辱骂学生和实行奖学金制度。民国十八年（1929）7 月，热河省根据教育部拟定的《识字运动宣传大纲》规定，拟定了《农民识字运动大纲》和《农民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简章》《办事细则》，热河省政府成立了农民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时任省教育会长胡之润等人为委员，胡家钰为宣传委员会秘书。9 月 2 日上午，在承德街二道排楼教育厅前，召开了第一次识字运动宣传大会，会后组织了上街游行，民众参与度空前高涨。
五、总纂《承德县志》的胡家钰
民国十六年（1927）5 月 24 日，根据内务部《通咨各县呈送新旧志书》通知精神，以及《隆化县志》已经刊印的实际，热河道尹公署训令所辖承德、朝阳、赤峰等 12 个县，参照《承德府志》体例，“赶紧纂修”县志。民国十八年（1929）4 月 15 日，“法团绅耆等共同推举县绅胡家钰为修志局纂修，于龄和、宣本荣为编校，钱寿增、李澍堂、王兆荣、张俊卿为本城调查员”，明确了全县五个区的调查员 2 至 5 名，并即日设局。
因汤玉麟缩减热河教育经费、肆意刁难教师，愤然辞职在家赋闲的胡家钰，高兴地接任了修志局纂修一职，10 天后，即向热河省政府写出了关于纂修《承德县志》的函述，函述根据“热河地方稍辟，开放较迟”和自《承德府志》至今“越百年迄无续录”的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要突出“定主旨、正体制、广搜集”三个重点。1929 年 8 月 28 日，热河省政府指令民政厅将胡家钰函述的修志办法通令“各县一体遵照”执行。
承德县县长巩廷栋在写给省民政厅的报告中说，在“百年陈牍荡然无存，今也搜讨旧闻苦无依据，询访耆旧语焉不详”情况下，胡家钰“既不要求于省府，又不乞助于邻封（指邻县），……虽瘁心力未敢言劳”。1930 年 6 月 19 日，由胡家钰任总纂的《承德县志》告竣，成书 48 卷、391560 字，装订正本一部四函，呈报承德县政府查核，同时，为了预防散佚、以备补行校刊，由县政府“妥善存储”副本一部四函。1930年 8 月 2 日，《热河省政府秘书处对〈承德县志〉的签呈》道：“文笔尚无瑕疵。唯其中记载多半侵犯省志，省县界限多未划清。似嫌过于笼统。至序文一篇，语意亦有侵犯省志之处，其中口吻尤多激烈负气，立言似不甚得体，若果如此付刊，一经印出分布，难免不受人讥诮指责”，要求格外加以审查更正，务必把省县界限查清，令人一见即知为《承德县志》，并非《热河省志》。
1930 年 11 月，省民政厅按照省政府的书面指示，指定三名委员对《承德县志》会同审查，紧接着，原纂修人员对照审查意见做了修正。11 月 15 日，承德县县长巩廷栋在报给热河省民政厅的呈文中说：一年来胡家钰半尽义务，为了家乡的事业义不容辞，他这样做就对了。时至今日已经编纂成书，希望“各地方长官有以曲谅之、而促成之，无使半途中辍也”。承德县县长巩廷栋随呈文“抄发《承德县志》正本四函”，上报给了热河省民政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侵华日军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热河危在旦夕。对此，已经赋闲在家的胡家珏对时局忧心忡忡。1933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日军相继占领热河，对此，胡家钰义愤填膺，于是，把在于龄和藏书中发现的“曼殊逸叟手抄满文笔记一册（无题）”，请人译成汉语，并作《叙文》一篇，1500 多字的《叙文》和满译汉 500 余字的《曼殊逸叟手抄满文笔记》合刊一册，取名为《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刊刻印行 [22]。
《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宣传手册，其中胡家钰所作的《叙文》则是一篇声讨日军侵占热河的檄文。《叙文》开头就告诉世人：“热河隶中华国土久矣。晋魏以来……，其建置之沿革官制之名称，虽先后屡易，而其属于国土则一也。”强调热河大地始终是中国国土，呼吁民众要清楚：“东晋之后，热河旧地即分隶于慕容、宇文诸氏，是入中国版图者将二千年，……，犹恐传疑传信者之无所取证，故亟译此本，以广宣布示国人。”
在《叙文》的最后，关于《承德县志》，胡家钰写道：“犹忆岁在己巳年（民国十八年，1929），不佞与修《承德县志》……，顾成志三载，尚未付印，而外人（指侵华日军）谋我日益汲汲，与其待官文书之披露无期，不如私人著述之单行本，尚易观成也。然则，兹记之流传不徒、乐散求野之意，且望邦人君子，人手一编，裨知热河全省早隶神州，宜谋捍卫，或可保邦于未危欤！”[22]《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的印行，充分表达了胡家钰忧国忧民、爱国抗日的乡土观念和家国情怀。
1933 年，日军侵占热河，由原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取代汤玉麟，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由于张、汤二人“将相不和”等原因，汤玉麟不予抵抗，弃城而逃。在这种大势下，期待官方出资把成书三年的《承德县志》印成发行，已经是遥遥无期的事了。
1936年 9月 9日，胡家钰与世长辞，享年 64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上私谥曰文惠。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曾任直隶提学使的傅增湘题写碑铭。曾任热河都统、民国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撰写墓志，墓志言“一功修县志，乡人共举，终纂。公始攘臂起，曰是真吾事矣，遐搜博讨于□□巨著。公卒之明年东邻（指日本人）意有购其版权者，则书之重要，与公之用心□□”，意思是说，没有把《承德县志》版权卖给日本人。
墓志上还写道：“塞上颂功德者，殆数万人，淡于名利，公质直恬静，治学无新旧主奴之见，不为屈义所当为，虽险阻无所畏，故吏惮而民怀之，仕得儒风，其遇则啬，其名则丰”。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同时期启动编纂县志的除了承德县外，还有热河的滦平、丰宁、平泉、朝阳、赤峰等 12 个县，后来又增加了围场等县。因此，民国初年由胡家钰总纂的《承德县志》与道光十年（1830）海忠主持编纂的《承德府志》相比较，最大的不同是地域范围缩小了。令世人遗憾的是，由胡家钰编纂的《承德县志》从成书之日起就命运多舛，多少年来，承德市文史界对此十分关心，包括胡乐夫在内的许多人也一直在寻找这部《承德县志》，但至今下落不明。
六、胡家鼐创办承德新式学堂
承德浙江上虞籍的胡氏家族“家”字辈胡家鼐，农历戊辰年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生人，字公调，号燮辰，在家排行五，是胡乐夫的爷爷。光绪三十二年（1906），按学部奏定的《劝学所章程》，承德县设立劝学所，38 岁的胡家鼐担任首任所长。当时的形势是科举初废，“汲汲于功名之士子对新学漠然置之，推行新学阻力重重”，针对这种情况，胡家鼐创办新式学堂，四处奔波呼吁筹款，不辞辛苦，劝学兴学，历时近 20 年，使承德县开办新学之风日盛。
胡家鼐还积极参与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巡警局批准，胡家鼐与承德县署遵照《劝学所章程》，将宣讲所改为通俗教育讲演所，面向社会民众开展阐扬文化、改良风纪教育。
胡家鼐创办承德县劝学所并担任所长的第五年，也就是 1910 年（宣统二年）9 月下旬，时任直隶提学使的傅增湘，到热河“视学”，在承德街驻留了五天。傅增湘的《视学热河游记》记录着他到热河检查新式学堂的行程：9 月 22 日，从北京出发，同行者有袁希涛、张绥卿、张蔚西，雇定骡轿四乘，双套车四辆；25 日，至古北口；27 日，到承德街，谒见热河都统诚勋后，在承德街“至中学看授课四堂，又至小学看授课两堂”；29 日，上午参观热河文庙，视察习艺所、简易识字墅，下午再游避暑山庄；30 日，将在承德所拟的《整顿中学方案》交给热河官员后，随即乘船离开承德。傅增湘作为直隶省主管教育的官员，到热河“视学”，正是胡家鼐担任承德县劝学所长，创办新式学校的初期。
1915 年，应承德县公署之邀，胡家鼐创办承德县通俗教育讲习所并任所长，1925 年至 1928 年任教育局长兼县视学。期间，他聘请地方绅董、教师为民众讲演，灌输道德常识，劝勉守法，鼓励爱国，在提高民众素质上做出了积极努力，被后人誉为“承德教育家” 。
胡家鼐还是位著名书画家，工画山水，其精细者近清代画家王翚，人物工细有古风，细秀明丽不同凡响。民国年间《湖社月刊》有其作品刊登，其名字被收入俞剑华、黄宾虹等所编《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
据胡乐夫介绍，胡家鼐的书画作品在承德、北京、天津、台湾和日本等地多有收藏。民国十七年（1928），60 岁的胡家鼐卸任承德县教育局局长，由胡家钰之子胡之润接任。
七、胡氏三兄弟的赤诚之心
胡家“之”字辈有胡之昇、胡之坊、胡之硕、胡之颋、胡之颖、胡之颃、胡之灏、胡若兰、胡若芬、胡之润、胡之权、胡之焕、胡淑娟、胡之冕、胡之敏、胡之亭等。胡家“之”字辈人多出生在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伪满洲国统治、十四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动荡战乱，胡家“之”字辈人仍坚守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顽强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最为典型的有胡之焕、胡之润、胡之冕和胡之颃。
胡之焕，曾任热河省银行经理，1948 年 11 月 12 日，被围困在承德的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带队（其中包括热河地方的官员）逃往北京。胡之焕被国民党政权派往浙江省担任浙江省银行经理，后来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后委任为社会保障委员会主任。在台湾，胡之焕写过多篇怀念家乡的文章，有《热河省地理重要纪实》《话故乡礼仪》，还有写承德美食的《故乡风味及少年二三事》。
胡之润，字泽民，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在校期间，胡之润参加过 “五四运动”，在北京东单牌楼演讲时，遭到北洋政府的军警镇压，头部受伤，成为胡之润一生的伤痛。1921 年，胡之润毕业回到热河承德街，被聘为热河师范学校历史教员。1924 年 1 月，胡之润作为热河教育界代表，在两个侄子胡宝琛（子襄）、胡宝珍（胡家钰之孙）陪同下，到广州参加由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1924 年 1 月 21 日，被孙中山视为良师益友的列宁逝世，胡之润被推举参加起草孙中山发给莫斯科的悼文。
民国十三年（1924），胡之润被主政热河的阚朝玺聘任为承德县教育局局长。1925 年秋季，在热河都统宋哲元的支持下，胡之润自任校长，创办了承德女子师范学校，招收两个班 60 名女生，并兼做国文、历史、修身等课教员。此举使得落后闭塞的热河第一次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被乡里开明人士所称道。
为解决女师教学经费不足，胡之润作画托人到天津港口换来绸缎布匹，运回承德变卖后补充女师经费，并把应得的课时费拿出来托人从北京买回体育器材和教学用具。一次热河都统宋哲元到女师视察，胡之润汇报完后当即占诗：“喜看桑梓开桃花，巾帼岂独尽红装”。从诗句中可以看出，胡之润已经把承德当做自己的故乡，女师校园内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唯以“红装”为美，未来一定是桃花开满园。
民国二十二年（1933）3 月，面对侵华日军对热河同胞的血腥残害和汤玉麟弃城而逃，胡之润悲愤不已，在无奈和郁闷之下旧病复发到北京治疗，后来又去了甘肃兰州姐姐（胡淑筠，丈夫何竞武）家养病。民国三十年（1941）12 月，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的刘多荃，致函相邀胡之润回热河主持教育工作，胡之润因病未能成行。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热河省参议会选举胡之润为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监察员，到南京就职，不久因患病返回兰州治疗。1954 年 3 月 2 日，终因脑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 62 岁。
胡之冕（？～ 1917），字秀轩，光绪十五年 (1889) 己丑科举人 [6]160，光绪三十三年（1907），热河法政学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前身）初创，胡之冕任学监、校长。1912 年 12 月，熊希龄被任命为热河都统，第二年 3 月赴任 [19]555，7 月 31 日，熊希龄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之前，在都统任上，熊希龄向国会递交
了两个文件，即《热河改建行省议案》和《热河改革政治意见书》。熊希龄在《热河改革政治意见书》中提出：“教育为强国之本。热河开化较迟，故学校亦不发达，现虽有法政专门及中、小男女各学校，然皆未臻完备，且教员甚缺乏，各属乡学尚多背读四书五经之旧习者。拟筹建男女师范学校各一所，为养成教员做准备。
时任热河法政专门学校（法政学堂）校长的胡之冕积极响应熊希龄的主张，胡之冕以法政改设师范的变通之法，延聘教员，招收新生，实施了熊希龄拟设师范的计划。1915 年 4 月，经教育部照准在案，法政预科改设师范，首批学生 50 名，4 月 25 日举行开学典礼，热河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成立，胡之冕任校长。不日，他被委任为热河教育总会会长，同年 8 月，代表热河出席了由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
承德浙江上虞籍胡氏家族的“之”字辈以下为“宝”字辈。胡家钰之孙、胡之权之子胡宝琛（1901 ～ 1957），字子襄，号索然。胡子襄与徐湘汀、白元良、白雪樵三人在热河师范学校是同学，白雪樵在《热河“四才子”》一文中写道：胡子襄在热河师范读了二年便休业退学。为整顿全国烟酒，实行官督商销，民国四年（1915）5 月，经大总统批准公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按照这个章程，热河特别区公署也成立了烟酒公卖局，闲赋在家的胡子襄便被招去当了秘书，后因税种税制改革，烟酒公卖局撤销，胡子襄没了工作。1933 年 3月 4 日，侵华日军占领承德；第二年 7 月，热河警备区改为第五军管区，其主要任务是配合侵华日军“讨伐”热河各地的抗日武装，镇压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收缴民间武器。胡子襄经人推荐就到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当了秘书 [22]286-298。一向“幽默滑稽，讥讽善骂”，“愤世嫉俗，谈锋尖利”的胡子襄，“深入”到第五军管区内部，免不了要把在第五军管区司令部的所见所闻当做“故事”信口讲出去。时间不长，“罹日寇缧绁，至两腿蹒跚，遂自号跛道人。”
曾担任过承德市文化馆馆长、承德市文物局顾问、热河画院院长等职务的书画家关阔先生生前曾撰有《胡索翁小传》和《胡子襄遗诗琐记》[17]596-600，对胡子襄的人生经历、学识个性和事业成绩记叙道：“翁善书，宗颜（真卿）、何（少基），略参己意，兼工汉分。偶为小诗亦雅洁可喜，处世犷悍无赖而内中多蕴藉，升平慕蒲松龄、郑板桥之为人，行益放，愤世嫉俗，谈锋尖利，故为人所忌。家贫，好饮酒，苦不可多得，每为人庸笔札，辄先浮白而后挥洒，酒气沸沸，似从指间涌出。晚岁，愈落寞，为糊口计，遂效柳敬亭讲稗官于市上，酒酣以往，袒胸，挥白纸扇，说拳打镇关西故事，描写刻画，曲尽其妙，至筋节处，叱咤高吭，声如巨钟，四座哑然。先生向不治生产，唯酷书画。”其书画作品至今仍为世人所收藏。关阔先生还写道：在承德的老一辈同龄人中，胡子襄先生是一位通俗的传奇人物，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有个性的爱国诗人。
据胡乐夫和杨润忠考证，1953 年 12 月落成 [26]360 的承德剧场门面上的“承德剧场”之名即是热河省文教局托请胡子襄书写的。时至今日，“承德剧场”四个大字依然浑厚刚劲、霓虹斑斓，耀眼夺目。
八、胡之颃父子传家风
据胡乐夫介绍，自己在家谱中与前文提到的胡子襄同为“宝”字辈。胡乐夫的父亲胡之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毕业于热河省“国高”。胡之颃的父亲是胡家鼐，书香世家，代传素业，因家藏颜、柳、欧、赵及各大名家古籍善本字帖，从小在私塾老师指导下每日临摹字帖，写得一手好字，挥写板书工整漂亮。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同时也面临着多种疫病流行和肆虐的严峻考验。胡之颃得知江浙一带血吸虫病等疫情流行严重，许多人感染后便在痛苦中死去。1949 年 9 月，从热河省“国高”毕业的胡之颃，立即赶到北京卫生部的国家防疫队，报名参加工作。之后，胡之颃随防疫队转战全国各地的疫区。1956 年秋，胡之颃被调入北京新京木材公司，任经理秘书和职工教员。1960 年 2 月初，胡之颃在《人民日报》上发现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征集地方史志的布告，便写信给河北省人委，表达了要把家中保存多年的《热河志》（疑似《承德县志》）手抄本捐献给河北省的意愿。3 月 20 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乘车来到新京木材公司家属院找到胡之颃的家，办理捐献交接志书事宜。此事后来成了“文革”中红卫兵诬陷迫害胡之颃的口实。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因胡家钰编纂《承德县志》一事，胡之颃被怀疑是敌特份子，后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凶，遭到“红卫兵”抄家和抽打折磨，被下放到老家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公社达连坑大队接受劳动改造，1972 年落实政策平反。1968 年 8 月，胡乐夫作为“知青”，跟随父亲到达连坑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饱经锤炼。

1975 年，胡乐夫回城，被派到承德市交通局装卸搬运公司当装卸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受家风、家教、家训、家规的影响，二十多岁的胡乐夫没有抱怨，没有消沉，而是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人生，他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改变命运。他跟姥爷生活在一起，下班后坚持读书、写字、学外语到深夜，以弥补文化知识上的欠缺。1980 年，他被调入承德市工艺美术经销公司，在外宾专柜当服务员，后被任命为公司经理，五年后，终于使陷入困境的经销公司扭亏为盈。1986 年秋，胡乐夫考入了承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承德市旅游商品联合开发总公司任商场经理。2005 年调回北京工作，任北京雅兰美业商贸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至退休。
退休后的胡乐夫，继承祖上遗风，重拾多年喜爱的诗书画创作，作品多在报纸和文学书画类期刊上发表，多篇（幅）作品获奖。2018 年 4 月，承德市档案馆派 3 人专程到北京胡乐夫家里，采访关于《承德县志》和《承德剧场》《缺失的记忆》两篇散文有关情况，以及历史上胡氏家族办教育情况。他们的交谈，作为“口述史”被承德市档案馆收藏。
胡乐夫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曾担任中国《体育画报》执行主编、体育记者，多次参加奥运会新闻采访。2020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担任技术官员，并取得花样滑冰国际裁判资格，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
星霜荏苒，居诸不息。浙江上虞县胡大昭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随同乡夏熙流寓到承德至今，胡氏家族在承德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康乾盛世、清代衰微、清帝逊位、伪满洲国、十四年抗战、解放战争和迎接新中国曙光等等，历经 270 多年的历史时空，胡氏家族已经成为承德地方的土著，如今，“之宝世德维”字辈有百余人分布在承德和北京、天津、上海、兰州及台湾、美国等地，承德已经成为他（她）们的故乡。
奋楫笃行，臻于至善。胡氏家族七代人历经岁月沧桑，世事变迁，但始终坚持乐善好施、诗礼传家、不畏艰难、坚守人本、爱国爱家的好传统、好家风，为承德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积极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家族是有清一代齐鲁晋豫吴越燕冀等地民人流寓承德，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和和文脉赓续的历史见证，也是承德地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样本。了解这个家族的历史，对于讲好承德地方多民族“三交”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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