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递文化及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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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贾亦商的徽文化

      西递村的鼎盛时期是清初雍正乾隆年代，也是商业经营最为繁荣昌盛的红火阶段。西递商业，有个重要特色，即“亦儒亦商，亦商亦儒。”清初时期的西递人常把经商之人称为“儒贾”和“贾儒”两种。顾名思义，儒贾者，即以营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者，即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徽商对传统的价值观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融合，使儒家文化为自己的商业经营顺利发展服务。徽州商人注重商德和修养，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颂扬“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重视“贾而崇儒”、“兴文重教”。
      正由于徽商中的大多数人都受了较深的儒家教育，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被誉为“明经胡氏诗礼孝义人家”的胡贯三祖孙五代任恤可风，力做善举之事，为西递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方志、族谱记载：胡贯三之祖父丙培公曾捐资修建西递至石山两个自然村长达7.5华里的青石板路和外六都的横岗凤凰桥；胡贯三的父亲应海公（官封正三品，通义大夫）和叔父应鸿公除共同捐资村前村后的修桥铺路外，还在乾隆初期重建了村口的梧赓桥；胡贯三所做的好事，更是枚不胜举。他生于雍正癸酉年（公元1733年），殁于乾隆甲寅年（公元1794年），是一位典型的“商、儒、官”融为一体的李唐后裔，巨贾泰斗。
      数十年商海的沉浮搏斗，胡贯三的生意越做越大，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杭二州，开设布店、南北杂货店、作坊、当铺、钱庄，家产如同滚雪球似的向前发展，号称拥有“七条半街”店铺，“三十六典”资产，成为了江南六大首富之一。胡贯三，官封正三品，通义大夫，继承父祖遗风，乐善好施，除了捐资修建长268米、16个洞孔的歙县太平桥和休宁齐云山登封桥以及黟县渔亭永济桥外，还带头捐助重资倡建了黟县碧阳书院和西递村口的明经胡氏始祖昌翼公的“明经祠”，同时还修造了休、祁、黟三县九处大路160余里。胡贯三有三子一女，长子尚熷，字如川，官至从二品，除了捐造西递村口的魁星楼、文昌阁和潭口村的癸酉桥外还继承父志偕同二弟尚焘捐银一万五千两，两次扩建黟县碧阳书院和县城的东岳庙。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议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书房行走。道光甲申年（公元1824年）捐巨资主修《西递壬明经胡氏族谱》，次年初完稿并请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岳父曹公振镛（歙县雄村人）撰写《族谱序》。
      胡贯三的孙子胡积堂、胡积成捐资重修村口的“七哲祠”和“凌云阁”以及黟县城乡最大的牌坊——“节孝总坊”。胡积堂毕生经商，晚年专著文章，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被列为《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读书大辞典》。清嘉庆十三年（1808）在胡贯三逝世14年后，朝廷颁发了《奉天诰命》，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元熙之父胡贯三，字学梓，捐建书院，造桥筑路，恤灾扶困，福及乡党，善行所及，礼仪兴焉。躬淳厚，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为贻谋之方。兹以尔子克襄王事，贾而崇义，乐善好施，特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综合上述，可见西递的鼎盛时期在清初，它与徽商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商业的迅速崛起又与儒学的普及推动戚戚相关。

胡广武

西递胡氏村落，值得一游。

胡文模

胡本群 发表于 2011-4-26 14:26
文章锦绣！

有深度，有内涵。
好文章，帮助我对西递文化，明经胡氏有了进一步认识，收藏了。
谢谢！

胡本群

文章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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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辰做寿

    一个人一生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庆贺礼节。诸如：孕妇分娩前二、三个月，娘家选择吉日，外婆送一袋小孩子衣服，名曰“催生”；小孩出生第三天，俗称“三朝”，用艾叶煮水给小孩洗澡，俗称“洗染”，为少生疾病，讨个口彩。小孩满月，办“满月酒”，外婆家送“百发鞋”。满周岁，宴客大庆贺，桌上放一木盘，内放笔、墨、书本、算盘、小秤、剪、刀等，让孩子随意抓拿，以此推测孩子长大后的前途和命运，俗称“周岁知百岁”。每年端午节，外婆家要“担（拿）时节”，给外孙送“老虎鞋”、“小围延”、“香牌”。春节时还得给外孙送一对“灯笼子烛”直到讨了老婆才算接代终止。儿女们在父母五十大庆、六十生日、七十诞辰都要给他们做寿，贺客要送贺礼，礼品中必须有面条、爆竹，意为“长福长寿”、“财丁两旺”。寿宴前，儿孙要向老寿星“拜寿”。一般说来，男人“做九不做十”，女子“做足不做零”。贫穷人家大多不做寿，一家人吃面条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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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嫁娶

    封建社会的儿女婚姻是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包办的，男女到了婚嫁年龄，便由媒婆从中做媒，通过排八字、换庚贴，选定“鸳鸯礼书”。准备完婚时，男方备送礼包，托媒人去女家“求亲”，女方选下吉日，写成书面红纸回帖，送给男方，名为“送日子”。

    西递风俗一般是农历四月求亲、送日子，腊月或正月举行婚礼。男方送给女方的二节礼，数量要多于一节礼，俗称送给女家“酒水钱”。女方嫁妆多少视经济状况而定，贫穷人家只有“一个马桶三个盆，两支蜡台一盏灯”，俗称“三支灯”。嫁妆中最讲究的是两样东西。一是马桶，内放红枣、花生、桔子等物，寓意“早生贵子”，一是同鞋，把新娘的新鞋套在新郎鞋中，意为“同偕（鞋）到老”。出嫁头天，要“待囡”，约人陪女儿吃顿离别酒，男方要在新房里办桌酒席，叫“吃暖房酒”。结婚之前，男方要请族中长辈两位老人（“好命老倌”和“好命老孺”）陪伴新郎、新娘。结婚那天，新娘花轿抬出“敬爱堂”正厅落下，青年礼生交替向前铺袋直送新娘进屋，高呼“一代高一代，一代胜一代”。拜天地后，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好命老倌要唱祝词：“一对金杯金线连，三生世上结良缘，男边酒真香，女边酒真甜，吃下交杯酒，到老都不嫌。”婚礼三天，由好命老孺陪同新婚夫妇上堂“分大小”，同时新郎新娘要“双回门”，要对岳父家诸长辈行大礼。新娘回门，当天须返回婆家。未满月，新娘不能在娘家住宿。回门转来后，晚饭前，好命老孺带新娘下厨房，口言吉利好话：“一切肉，二切鹅，做好媳妇再做婆”，“一畚金，二畚银，三畚给囝焙行裙”。古时，男尊女卑，讨媳妇热热闹闹，嫁女儿却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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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

    胡氏祖先举家迁来西递，历经九百多年。西递人与黟县其它姓氏宗族聚居村落一样，融合于徽州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文化。虽然大都不再流传，但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着研究、欣赏、旅游等价值，我们从中既可以窥探到古代民俗的渊源，又可引起历史的思考和得到旅观光的乐趣。

    风俗民情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演变而逐渐形成的，若以“人尚古衣冠”（李白诗）来描述今天黟县人的衣着，那至少是说它不切实际了。历史并不是静止的，风俗民情也是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千差万别的变化。从西递的习俗及其服饰和发饰、发型的演绎来看，足以说明西递人在清末明初以至民国中叶是“终不以入时而即易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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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活动

    古人把孝列为伦常之首，大力宣扬“万恶淫为首，白善孝为先”。胡氏宗族的祭祀活动非常庄严隆重，正月初五，胡氏支丁（包括迁往外地外村的胡氏十六岁男孩）全部集中“本始堂”，由族长带领祭祖。遵循胡氏始祖明经公的遗训：“义祖大于始祖”，“改姓不改郡”，“儿孙后代不得复宗”。

    正月初五祭祀义祖胡三（名清）公；正月初七胡氏支丁集中“本始堂”祭祀明经胡氏始祖昌翼公；正月初九胡氏支丁集中“本始堂”祭祀明经胡氏西递壬派始祖士良公；正月十三明经胡氏各房头选派支丁代表由房长率领集中“七哲祠”祭祀宋元时期明经胡氏胡怀谷等七位经学名家，至于各个房头祖宗的祭祀活动，由个房头另行安排，亦可邀请族长及各房长参加。

    民俗风情，与世推移。目前，西递的祭祖活动一年三次，即清明节上坟扫墓，农历七月半和腊月二十四“小年”拜祖宗（父母和祖父为祭祀对象，曾祖父以上老祖宗一不再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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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胡氏宗法文化

     西递是一个由胡氏家庭几十代子孙繁衍延绵而形成的古村落。她奠基于北宋皇佑年间，发展于明朝景泰中叶，鼎盛于清朝初期，距今已有九百五十余年。据胡氏宗谱记载：“西川胡族，其先本姓李，唐昭宗李晔之幼子，因避朱温之乱，由近侍郎胡三护带至婺源考水，后改姓为胡，取名昌翼。后五代，中后唐明经科进士。子孙因以明经别其氏，称曰：明经胡”。北宋皇佑年间（1047）明经胡之五世孙胡仕良由婺源去金陵（南京）途径西递，深深被这里的山形水势所吸引，认定西递是一块极为难找的风水宝地。一年后，举家迁来西递居住，从而写下了胡氏家族壬派分支在西递九百五十余年繁衍生息的历史。

    “追远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这是明清时期在一府六邑的古徽州流传甚广的民间谚语。明代中叶以后，西递明经胡氏大兴土木，接二连三破土建祠。据族谱资料介绍：胡氏祠堂有宗祠（也称总祠）、总支祠、分支祠和家祠（又叫己祠）之分。宗祠，称“本始堂”又叫“明经祠”，座落在村口“胡文光牌楼”对面；总支祠是村中的“敬爱堂”和直街上的“常春堂”。分支祠很多，有仁让堂、璇元堂、惇典堂、维新堂、崇礼堂、存仁堂、惇化堂、种德堂、追慕堂、七哲祠、节孝祠、中和堂、绎思堂、继述堂、凝香堂等二十余幢；家祠有迪吉堂、锄经堂、霭如公祠、时化公祠等。若以当年祠堂的规模和豪华而论，应是如下排列：本始堂、仁让堂、敬爱堂、璇元堂、惇化堂和追慕堂。历经几百年的沦桑巨变，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敬爱堂、追慕堂、迪吉堂和锄经堂了。

    西递村的胡氏家庭自第十二世祖愚四公开始就结束了一代独子单传的局面，到了十六代就出现了“九房头”（即九个儿子）、“大小四家”（即叔侄各生了四个儿子）各支系，每房头划地而居，独立成群，环连成片，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典型封建族长制的古村落。为了维护本姓氏大家族的根本利益，村中先后建起了15座牌坊（其中孝子牌坊一座、功德牌坊四座、节孝牌坊十座）、34幢祠堂，魁星楼、文昌阁、和尚庙、尼姑庵各一个，还兴建了书院2所，家塾藜馆9处，均以儒家的仁义廉耻、忠孝节义等伦理文化来教育和规范自己的儿孙，无处不在宣扬儒家思想，强化封建礼教的神权、族权和夫权地位，表现了强烈的宗法秩序。宗族中如有迎神祭祖等重要大事，各房房长都必须率领本房十六足岁支丁集中祠堂议事，并由辈分高、资格老且有文化才能、德高望重的族长主持族会和表态定夺。如有不孝儿孙为非作歹，做了违反族规的坏事，轻者当众批评，责令检查，重者开除祠堂，不得姓胡，并当场从享堂里取走其祖父、父亲的神位焚火烧毁，随之族长当众宣布，今后他家嫁女儿不得在祠堂内上轿，讨媳妇也不准在祠堂里下轿。本族子弟不分贫富都必须读书，如有困难，本房头应在族田收入中予以资助。不论入仕为官或从商经营，都要把文化列为首位，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做人的终生准则。在封建社会里，决定一个宗族社会地位的高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治，是否“累世簪缨”“代有文人”是衡量一个宗族社会高低的重要标准。西递村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文光出任江西万载县知县到清道光六年（1826），这261年间胡氏家族就出了130多名官吏，是胡氏家族政治腾达、文化昌盛、财丁两旺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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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归堂”的建筑风格

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
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
宏村始建于南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宏村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这是宏村最初的形态。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11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
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楼下北面为大厅。木料都很粗大，涂生桐油。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
承志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承志堂的木雕虽已历经百多年光阴，却依然金碧辉煌。据村人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就达黄金百余两。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
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
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别的现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回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富室姚家，将女儿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潘甲是一个因“家道艰难”，“弃儒为商”的后生，成亲两个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可奈何与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做生意去了。
“记岁珠”的故事更具有典型性：歙县有一对青年夫妻，结婚3个月，男的便远贾他乡，女的在家以刺绣为生。她每年年底以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余钱，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称之为“记岁珠”。又因为这些珠子上沾满了眼泪，私下里又称为“泪珠”。可是珠子渐渐积多，眼泪慢慢流干，仍不见丈夫归来。后来丈夫归来时，妻子已离开人世3年了，悲痛之余，打开箧子一看，积珠已有20余颗。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宇内”是同步的。
这些寂寞的石头，仿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与入口相对的是一块横卧着长石板的地面，称作天井，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地层正中有开敞的大厅，向着天井开放，这是“堂”。
这就是“四水归堂”了。
“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徽商走到了十字路口，前进，还是后退？资本家和地主两种身份，徽商最终选择了后者。
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出路有两条：一是部分资金流向产业，即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徽州商人在芜湖开办的造纸厂、手工作坊等，徽商在苏州经营棉布，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把资本用于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当时上海地区的农户织布，然后将布匹收购上来，运到苏州进行再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徽商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记载，雍正乾隆之交，苏州已有字号45家，踹坊450余处，踹匠10900余人。平均每一字号就有10家踹坊，240余名踹匠为其踹布。可见徽商在苏州经营的踹布业中，已经颇具规模。
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就整个徽州商帮而论，它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的商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走上产业革命，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将大量资金用于买田置地，变成地主，这无疑最终制约了徽商自身的发展。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
“在商人资本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地方，古旧的状态也就占着统治的地位。”徽商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张死后进入祠堂的、享受子孙祭祀的入场券，不如说是对曾经帮助其商业经营的宗族势力的报偿。所以，徽商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
“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
“江南首富”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8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
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
胡贯三是黟县西递人，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现居住于西递的胡氏宗族，始祖并不姓胡，而是姓李，是唐昭宗李晔的后代，所以西递人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的姓氏是“假胡真李”。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是西递胡氏宗族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胡氏祖先，多以经营钱庄、典当为主，仅24世祖胡贯三一人，就经营有36家典当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下游各大商埠，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财力居江南巨富第六位。他与当时的宰相曹振镛结成亲家后，政治地位也相当稳固。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实授官职的有115人。这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史书记载，西递最鼎盛时期，有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90多口水井，以至有“三千烟灶九千丁”之说。在古代社会中，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称为“丁”，由此推算，当时的西递胡氏宗族，有近万人口。
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
尊祖、敬宗、睦族，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之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郑村的郑家宗祠、棠樾的男女祠、唐模的许氏宗祠遗迹、被人称为当世国宝的宝纶阁的呈坎罗氏祠堂和绩溪胡氏宗祠等等，这样一些祠堂都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清稗类钞》记载：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作为东南大都市的扬州，以园林显出了自己特色。
扬州园林的主人大多数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徽州盐商，当他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资金，也带回来了扬州的生活，扬州的园林。
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
歙西溪南有果园，许承尧《歙事闲谭》录有：“琐琐娘，艳珠也，妙音声。明嘉靖中，新安多富室，而吴天行亦以财雄于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琐琐娘名聘焉，后房女以百数，而琐琐娘独殊，姿性尤慧，因获专房宠。时号天行为百妾主人，主人亦自名其园曰‘果园’。”
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
据徽州人说，在徽州以及外地，有三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一处歙县是许村，徽商海外贸易代表人物许栋兄弟就是许村人；一处是唐模，清末之时出了“同胞翰林”许承宣、许承家就是唐模人；还有一处，是在江苏的宜兴，那里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侨寓地。
“高阳”是“许”的郡望，我们由此可知徽州许氏的古老。
唐模的檀干园，民国《歙县志》记有：“昔为许氏文会馆，清初建，乾隆间增修，有池亭花木之胜，并宋明清初人法书石刻极精。鲍倚云馆许氏双水鹿喧堂时常宴集于此，题咏甚多。程读山诗注言‘檀干园亭涵烟浸月，大有幽致’。鲍瑞骏题二额，俗称小西湖，今重修改公园。”
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相传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今天看来，“檀干园”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
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借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
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
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