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专栏02|湖湘文化发源地文定书院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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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发源地文定书院详考（原创）

快乐石榴红

　　翻开宋元四百年儒学沉浮史的《宋元学案》，其卷三十四记述以胡安国为首的“武夷学案”是“湖南学之开始”，“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谢山《书宋史胡文定传后》曰：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先生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宋元学案》卷四十一以胡寅为首的“衡麓学案”记载：“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着，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以胡宏为首的“五峰学案”记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尝见龟山于京师，又从侯师圣于荆门，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二十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南轩师事之，学者称五峰先生”。“五峰”指的是南岳七十二峰中较高之祝融峰、天柱峰、芙蓉峰、紫盖峰、石廪峰，唐杜甫有望岳诗云“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称胡宏为五峰先生概因其学识高杰而尊之。笔者识拙，无法准确认定胡安国父子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地位，姑且采信《宋元学案》之观点，即胡安国父子始开湖湘学派。而要确定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关键就是要确定胡安国父子最早何时在湖南何地进行何种学术活动。这一点只能从浩繁芜杂的历史资料里去搜集证据。

　　大约在2000年前后，某市为了确定湖湘学派发源地的地位，由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千年湖湘学探源》，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撰文热。于是乎许多网络枪手先入为主，或根据史料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根据谱客捏造的说辞贻笑大方。致使网络上关于胡安国父子从荆门迁徙到湖南前后的社会背景、仕道与家人的迁徙行程、时间及家庭变故成了公婆之说、莫衷一是。为此笔者根据早期史料及亲历者胡安国父子的记述，按照“史料为准、相互佐证、符合情理、力求精准”的原则，花费了相当时间整理了这篇拙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1127年-1132年宋南渡的历史大背景

　　根据《纲鉴易知录》记载：1127年四月一日，金掳宋徽宗、钦宗二帝北去。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十月高宗不听李纲、宗泽等抵抗派还都汴京的积极主张，迁都至扬州。1129年（建炎三年）二月，金兵第四次南侵，兀术分兵两路，一路千里奔袭扬州，准备出其不意擒获高宗皇帝。二月二日金兵占领安徽，二月三日，高宗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逃出扬州，晚上，金兵先头部队五百骑攻陷扬州，四日金军追至瓜洲江边，宋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史称维扬之变。而高宗仓皇渡过瓜洲逃往镇江，住在镇江府，没有寝具，仅用一件貂皮卧覆各半，这时镇江官吏皆逃散。然后高宗到达常州转无锡，经平江(今江苏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逃到了杭州。三月五日，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胁迫宋高宗传位于三岁的皇子赵昚，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居显宁寺（睿圣宫），史称苗刘之变。苗刘之变后各路宋军开始起兵勤王，苗、刘闻讯后，大为惊恐，被迫朝见高宗于睿圣宫，并在宰相朱胜非等的督迫下，同意高宗复位。四月一日，高宗还宫复辟。七月，高宗为了照顾抵抗派防淮的主张，以淮河为屏障，欲保淮南，权都建康（今南京）、渐图恢复。高宗于七月五日由杭州移跸建康，月末，金统治者企图消灭南宋朝廷，分四路大军发动第五次南侵，金兀术亲率主力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追击高宗小朝廷。闰八月初，高宗逃离建康到平江(今江苏苏州)后转杭州。十月，高宗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得知杜充部战败，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今浙江宁波），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高宗在海上过的春节。1130年（建炎四年）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屠城。仅城内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略有幸存。并以舟师追击高宗，十八日高宗船队在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1130年四月，金兀术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兵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后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宋得以收复建康。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涯。九月金立伪齐，刘豫即帝位，都于北京(今河北大名)。十月金故意放秦桧南归，秦桧见高宗，深受高宗信任，用为礼部尚书。在此之前，宋虽遣使于金，但仍是且守且和，而专意与金解仇息兵，一意求和，实自秦桧主政始。1131年（绍兴元年）正月，高宗在越州改元绍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升杭州为“行在”，高宗废制科，改官制，大赦天下，行中兴。二月，礼部尚书兼侍读秦桧参知政事，奸臣卖国日益得逞，金兵尽得关中地。四月，隆佑皇太后崩于行宫之西殿，下诏恤刑。五月，吴玠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大败金兵，八月秦桧为相国，十月吴玠在和尚原再败金兵，俘获近万人，金兀术中箭北归。十一月金以陕西给伪齐刘豫，于是中原尽归伪齐，南宋小朝庭偏安江南几十州。1132年（绍兴二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今杭州），

　　历史上以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宣告宋室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南渡完成。总的来说，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年（1132年）这五年，是宋政权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水深火热的艰难时期。从史料看连高宗皇帝也四处奔逃、不得安生，更不用说底层百姓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了。

　　二、1129年—1131年湖南的战乱状况

　　根据《纲鉴易知录》记载：1129年（建炎三年）七月末，四路南侵金兵中的一路追击隆佑皇太后，未获成功后开始北撤，于1130二月破入江西后，移兵湖南。宋帅直龙图阁向子諲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民守潭州(今湖南长沙)。“金围攻八日，城破，子諲率从吏自南楚门出逃，聿之自杀。金兵掠潭州六日，屠城去。”三月自金人离潭州，东北流移人众相率过江。潍州团练使孔彦舟自淮西收集散兵，占据荆南(今湖北荆门南)、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诸地。钟相率众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附近数百里人民均附之。时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阳、沅江；澧州之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阳、宁乡、湘阴、江化；峡州之宜都；岳州之华容；辰州之沅陵共十九县地均为起义军所据。1131年二月曹成拥兵自重，自鄂(今湖北武汉)、岳(今湖南岳阳)进扰湖南，屯兵潭州攸县，宋廷命岳飞为潭州知府，兼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安曹成。闰四月，岳家军连败曹成军于贺州莫邪关、桂岭关，俘其勇将杨再兴。曹成遂奔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又命张宪追击。曹成再奔郴州(今湖南郴县)、邵州(今湖南邵阳)。战至五月，曹成率众降于韩世忠，孔彦舟降伪齐刘豫，十月杨幺起义，控制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西至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北至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幅员数千里。

　　而胡寅在《应诏荐监司郡守奏状》对潭、衡两州也有同样的记述：“子諲后守潭州，值前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乱，子諲夜半登陴，发兵擒捕，逮晓遂定，诛其乱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敌骑乘百胜之威，自江西来潭州，欲指顾受降。子諲率励兵民，尽力守城，累日而后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火攻迫近，兵民不忍，相与扶掖上马，力战决围而出。城虽不守，而二百年涵养兵民无一人投拜者，节义昭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彦舟、马友、李宏、曹成百万之众，相继盘据。子諲以致百饥卒与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党方据要路，不遗援师，遂致劫执。比入贼中，正色诅骂，贼卒不敢害”（见《斐然集》卷六，《全宋文》卷四一六〇）。

　　总的来说，在1130年二月金兵破潭州（今长沙）后，湖南也陷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如1131年监察御史韩璜向高宗进言说的那样：“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战乱景象。

　　三、战乱给胡安国一家带来的变故与影响

　　（一）1129年八月第一次暂居碧泉

　　翻开《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本传》，在《胡安国本传》后有《胡寅传》、《胡宏传》、《胡宁传》三个别传。结合胡寅的《先公行状》与《悼亡别记》，足以清楚地还原胡安国一家的生活轨迹，其他影响脉络之细节部分，笔者将说明出处。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荆门可以说是胡安国的第二故乡，除了皇命难违、仕途迁徙外，胡安国兄弟及儿子胡寅、胡宁、胡宏全家老小都住在荆门，胡安国在荆门弃官躬耕、买田合族，过着衣食无忧、富足有余的安稳生活，居住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时间从1097年胡安国24岁中进士第，被宋哲宗钦点为探花，任荆南府教授（见《斐然集》卷二〇《谢御札促召家君札子》），于荆门娶妻结婚算起，截止到1029年夏因皇命与战乱迁徙止。1128年八月，金兵发动第四次南侵，1129年为了收拾河山，渐图恢复，高宗起用主战派抗击金兵，二月三日，金兵渡过淮河，攻破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扬州。高宗于三日凌晨仓皇逃往镇江，然后高宗经无锡、平江(今江苏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逃到了杭州。因为胡寅从事编修《起居注》，需跟着高宗逃跑，但因为混乱，在镇江百官四散逃逸，胡寅滞留在常州至镇江一带，三月五日发生了苗刘之变。四月一日，高宗还宫复辟，胡寅被召回。经抗金名将、时任枢密使的张浚推荐恢复胡安国给事中职务，安国辞不就，并回信给宰相吕颐浩，高宗御书交时任起居郎的胡寅，令以上意催促。遣使赴荆门颁旨催促胡安国赴京，并要沿路州郡以礼敦遣。胡寅于建炎四年四月《跋高宗御笔》有“臣父安国以给事琐闱，再被严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复因臣奏事坐旁，开借玉色，问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宠颁，备形德意。而臣父抱屙寖久，艰于入觐。臣继荷圣恩，曲从所请，退食祠馆，俾就色养”（见《斐然集》卷二八，《全宋文》卷四一七六）。七月五日高宗想以淮河为屏障固守淮河以南，从杭州来到当时的行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而胡安国也因为皇命难违与战乱，荆门已不可久住，于是举家一百余人离开了第二故乡荆门，向江苏、浙江一带迁移。谁知金灭宋之心不死，七月末，金兵分四路发动第五次南侵，兀术为统帅，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闰八月初，高宗皇帝又开始从建康逃离（这次高宗一直被金兵赶到海上并在海上过了春节），当高宗逃到平江(今江苏苏州)时，胡安国才行到安徽池阳，且患了严重的腹心之疾，于是只好上奏朝庭说明，获得批准并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赋闲。胡安国开始往回折返。《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有“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也印证了胡寅在《先公行状》中的记述。

　　荆门已成“匪区”回不去了，那幺胡安国将向何处安身？还好年轻时胡安国曾经“以壮年守官湖外，赏爱衡山，有卜居之志”（见《斐然集》卷十八《寄赵秦二相书》 ）。于是全家徜徉在湖南境内，行到离衡山只一百来里的湘潭碧泉，胡安国因夫人病急和湘潭籍门徒黎明与杨训之接迎，不愿再向衡山迁移。胡寅在1130年《寄张相书》中记载“去九月，缘大人趋召至池阳，忽得宫祠之命，势当就养，遂复丐闲。”（见《全宋文》卷四一七三）。于是决定暂时落脚碧泉。在这里，笔者要着重说明四个问题，以示区别于网络说与族谱说。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是暂时落脚碧泉呢？

　　从胡寅《荚氏墓志铭 》和《祭龙王长老法赞》分别有“予先君子岁在己酉，航洞庭而南，小憩碧泉之上，老于衡岳之阳”和“呜呼！崴在己酉，强敌内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驻碧泉”（见《斐然集》卷二六、二七）的叙述，胡寅用的是“小憩”、“小驻”等词都说明居碧泉不是长远打算，也不符合胡安国年轻时的愿望。

　　第二个问题是胡安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到的碧泉？

　　《胡寅传》载记胡寅上书高宗，一针见血直陈朝廷得失。“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胡寅在《悼亡别记》中记载1129年“秋九月，请奉祠，得之。其时荆门已为盗区，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也就是说胡寅在1129年八月在南京上书直陈时政得失，被宰相吕颐浩赋闲江州太平观，九月胡寅就已经知道全家度洞庭向南，寄居在湘潭这一事实的。再结合《纲鉴易知录》中记载，高宗于1129年闰八月初，从建康逃向吴、越之地，而此时胡安国“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见《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从池州到湘潭碧泉路程近800公里，行程也就半月，因此可以确定除胡寅外，胡安国妻儿老小、尊卑长幼、门徒使役一百余人是在1129年八月底折返到达湘潭碧泉的。需要说明的是胡宏《题祖妣志铭》“建炎己酉之秋，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定被召趋行在，仲任行事，某当家责”。胡宏《有本亭记》“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等不同时间记载。建炎己酉年为建炎三年，即公历1129年，庚戌年为1130年，绍兴元年就是辛亥年（1131年）了，因此绍兴年号系胡宏误记，实应为建炎庚戌岁即1130年（见《五峰集》卷三）。因胡宏的记述中只有秋、冬等季节性大致时间，但与胡寅在《悼亡别记》中记述的时间并不矛盾，所以认定胡安国一家是在1129年八月底到达碧泉的而不是冬天。当胡寅行到临川时恰缝金兵刚攻下江西，沿途各县郡交通阻滞，1130年三月才到碧泉阖家团聚，直到1131年三月胡安国一家一直在碧泉小居。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是从1129年9月到1131年3月这一年多时间内，胡安国是否在碧泉建有新居或书堂呢？

　　由于亲历者胡安国及三个儿子均没有这段时间建房或建书堂的记述或日记。笔者只能从浩繁芜杂的历史资料里去搜集证据，查阅了《宋史》、《宋元学案》及《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史料均无记载。但胡氏迁湘族谱上却在《胡安国传》上增添了相关内容，对于谱说依据，因诸多原因，笔者不予采信。这就奇怪了，如确实在1129年9月到1131年3月这段时间碧泉建有新居或书堂，理应有史记录，特别是皇帝秘书出身且喜欢卖弄文才的胡寅也无只言片语就更加奇怪了。笔者只能根据史料认为在这段时间，胡安国一家确实没有在碧泉建有新居或书堂。理由有三。

　　一是战乱原因。前面已经叙述了从1130年二月始，湖南处于战乱之中，胡寅在《缴傅雱用赦量移奏》中记述“彦舟不敢安处，遂破鼎州，遣兵击败锺相，又以押送为名，直犯湖南，入据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为之一空”。当时形势诚如监察御史韩璜向高宗描述的那样，“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胡寅在《论衡州修城札子》回忆并记载“衡州昨经孔彦舟兵屯五十余日，杀戮净尽。今经五岁矣，城外三四十里间，尚无耕种之民”。战乱的创痛五年都没治愈，更别说1130年胡安国一行迁徙到此，就拿出真金白银投资建新居或书堂，万一战乱殃及怎么办？相信这一点胡安国父子还是能预料到的。

　　二是疾病原因。胡寅《先公行状》记载：胡安国从1105年“壮年守官湖湘，得足疾”始，就病痛不断。1118年胡安国“赴召，至京师卧疾，所访问惟医药。居百余日，逡巡谒告而归”。1126年六月胡安国“至京师，以疾在告。”因为多次辞官遭人污陷有叛逆之心，还是宋钦宗帮他开脱解释“渠为疾而辞耳，非有向背也”。这一年胡安国“在省一月，告日居半”。1129年胡安国赴京“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而胡安国的夫人王氏在荆门时就有病，到1130冬十月一日，终因病情加重而去世。因战乱不可能葬回福建，也不可能葬回荆门，只好就近葬在湘潭龙穴山。胡寅的夫人张季兰更是一个病秧子，胡寅在《悼亡别记》记载：“君素喜病热，二十四五以前岁一发。其后岁或再发，后乃至于三四。每疾作，必疾首痰甚，藏气结溢，昏不知人，如中风状，必以凉药导下，即良已。一下一虚，而不能服温补药，服即又热”（见《斐然集》卷二〇，《全宋文》卷四一八〇）。又在绍兴七年十一月《张氏墓志铭 》记载：“自归寅，岁必一病，寻辄愈。俊乃病益数，不遇大医，又缺补养”（《见斐然集》卷二六）。不幸于1137年九月张季兰30岁就因病去世。胡宏也有这方面的记述，他在《被召申省札子》中写道“某一向灾蹇疾病频仍，曾无好岁”（见《五峰集》卷三）。可见当时胡安国一家是有多人疾病缠身的。

　　三是贫穷原因。胡寅1136年《寄刘致中书 》中写道“顷在荆州，大人弃官躬耕，共为子职。比岁屡稔，糜粟渐盈，方有买田合族之意。而散于盗贼，空囊来湘中，食口无虑千指，流离漂转，略无宁岁”（见《斐然集》卷十七，《全宋文》卷四一六〇）。由此可见，胡安国一家在荆州定居时，家道殷实，有买田置产的打算，可是由于战乱，家财都被盗贼抢掠，两手空空来到湘中，吃饭的人有百来人，流离漂转，没有安宁日子。胡寅 于1137年十一月《张氏墓志铭 》记载：“于后乱离，家益空乏，饭脱粟、菜羹或无盐酪，君能安之”（见《斐然集》卷二六）。试想一下，连小米饭，放盐菜都吃不上了，况且文人的气节又使全家“虽转徒屡空，取舍一介，必度于义，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还会不会在碧泉建新居或书堂。胡宏在《与明应仲书》通信时也说“某自荆、襄避寇，漂流傍岭，守分安贫而无求，惟抱孤忠”。况且要满足百人生活起居条件，房屋建设也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正如胡寅在《戊午上殿札子》所说的那样“臣闻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则三年不成”。其实胡寅兄弟的记述也印证了笔者的看法，胡寅《寄赵秦二相书》“己酉崴自荆门避地，遂来湘中，兵革相寻，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无寝庙也，即欲结茅数间；族众不可以吸风露也，又欲买田二顷。然侨寓力薄，无由可成”（《斐然集》卷十八，《全宋文》卷四一七四 ）。 胡宏在《有本亭记》说得更清楚：“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也就是说在胡安国死后，碧泉的土木工程还没完工。

　　第四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胡安国一家住在哪？

　　笔者认为最有可能就是寄居门徒杨训家或慈云寺，寄居慈云寺可能性更大。光绪《湘潭县志》卷八载:“绍兴中有虎溪，号云石，居山后龙王岩。胡安国数与之游，颇示神通，为道俗趋仰”。说明慈云寺就在龙王山北，离碧泉很近。慈云寺住持就是龙王长老，又号云石上人，亦称法瓒。胡寅《祭龙王长老法赞》有“呜呼！崴在己酉，强敌内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驻碧泉。莽野荒墅。冬郁湿薪，急雪堆户。忽有僧至，草衣赞公。佛堂巍巍，步象音锺。与之坐谈，饭以乳湩。惜其遁身，公材利用。厥后慈云，虚席生尘”。说的就是胡安国初至碧泉时， 龙王长老就前来拜访并在慈云恭候，以致“虚席生尘”（见《斐然集》卷二十七）。 1133年慈云寺新建佛殿后，胡寅撰《慈云长老开堂疏》。在与父亲胡安国合作撰的《湘潭县龙王山慈云寺新建佛殿记》。有胡寅开玩笑的场面描写“一日挈弟子登坐其师之席，揖其师，退侍弟子之旁。倒置而逆施之”。因此造成法瓒徒弟艴然不悦，说明不管龙王长老在不在，胡寅是可以随时进入住持房间的，也侧面印证胡安国一家可能暂住在此。

　　（二）1133年4月第二次迁衡

　　胡寅在《悼亡别记》详细记叙了家庭的痛苦：“辛亥春，臣盗马友、孔彦舟交战于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盗至，又南入山，与峒獠为邻。十二月，盗曹成败，帅兵于衡。又迁于全。西南至灌江，与昭接境。敝屋三间，两庑割茅遮围之。上下五百余指、度冬及春，瘴雾昏昏，大风不少休。郁薪御寒，粢食仅给。”说的就是1131年春，马友、孔彦舟在衡州、潭州交战，兵漫原野。四月，胡安国及全家向西进入邵阳。还没安顿好，义军又到了，只好向南进入山林，与野兽为伴。十二月，义军曹成败，率残部于衡州。十二月初六，胡安国全家经过永州东安县又迁到全州。转向西南至灌江、清湘一带。几间破屋四周用茅草遮围。全家五十余人，每天在瘴气昏暗，狂风大作的环境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从荆门迁徙出发的“食虑千指”到从湘潭再次逃难时的“上下五百余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口减少一半呢？胡宏的《碧泉书院上梁文》“爰从两汉而下，友道散若烟云”说明了其原因是因为战乱，造成门人、学侣离散而减少的。恶劣的环境特别是瘴气摧残着胡安国一家人的身心健康，为以后健康埋下了隐患，致使胡寅夫人不到30就去世，胡寅、胡宏都未活到花甲。胡宏深有感触，在《被召申省札子》中写道“血气衰损，重以长兄亡于瘴毒，痛心伤血，鬓发成丝，目视昏花，步趋缓纵。顾兹凋朽，乃蒙严召，虽有陈力就列之心，已觉筋骸之难强矣”（见《五峰集》卷三）。

　　《胡安国传》记载：1131年12月，胡安国被朝庭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胡安国推辞，朝廷不允请辞，1132年春，朝廷又派遣使者到全州颁旨，胡安国先以《时政论》二十一篇献给高宗（见《宋史》卷四三五）。后在胡寅、胡宁陪同下到临安赴任，胡宏在家中负责大小事宜，六月，曹成率残部入灌江，一天夜里，只听得到一阵鼓响，由远而近，胡宏带着家人就仓皇奔避。放在破屋里的一切家什及文书数千卷都被乱兵一把火烧为灰烬，连祖考、祖妣志铭也一起烧了。而胡安国父子三人却不知家庭变故，1132年七月入临安行在，八月因反对朱胜非的都督江淮军马，宋高宗于八月二十一日《胡安国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诏 》以“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方艰难，不肯致身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国计何！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七又见《全宋文》卷四四七O）。后来的行程胡寅有详细的记录，他在《先公行状》记载“公登舟稍稍诉流，三日而后。行次衢﹑梁，访医，留再旬。至丰城寓居，又半岁。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此中“衡岳”指的就是衡山南岳，可以从胡寅在《云归龙泽寺》诗二首的诗序记载中得到印证：“绍兴壬子六月，先公再被掖垣之命，某时侍行。自清江登舟，经祖印江口趋行在所。未几罢归，还憩丰城之龙泽寺。明年初夏，归隐南山。”此中“南山”也即是指衡山南岳。而胡寅在《丰城县新修智度院记》有“绍兴壬子末，予侍亲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居，爱其清旷，留度冬春甚适。明年夏四月，将去而之衡山。”也就是说胡安国父子在丰城龙泽寺时已计划商量好去衡山南岳的具体时间，然后才分头行动。 由胡宁陪伴胡安国在丰城龙泽寺暂居，派胡寅到全州寻找通知家人去南岳。到1132年底，胡寅才在清湘山寺中遇到避难在此的一家人。为此胡寅《文定题范氏壁次韵》感叹“四海兵戈里，一家风雨中。逢人问消息，策杖去西东。”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幺变故？当事者胡宏《题祖妣志铭》记载“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定被召趋行在，仲任行事，某当家责。以强逼人，沮、漳之间，非遗种处也。则奉母令人，及诸亲属，弃生生之资，渡岷江而南。不几月，大盗蜂集，故庐文书数千卷悉为灰烬，而祖考、祖妣志铭亦在焚中”（见《五峰集》卷三）。而事后胡寅也在《悼亡别记》详细记叙了家庭的痛苦“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与弟宁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远。六月，成余众卒入灌江，君与二姒将子女仓皇奔避。一夕忽闻鼓声已近，徒从閧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独余负桥者不去，遂偶脱。冬十一月，家君罢掖垣，还至丰城，遣寅省家。岁尽，逢之清湘山寺中。君身独暑服余单布衾，嫁日衣襦无存者，独挈寅敕文、诰身皆无失”（见《斐然集》卷二六）。原来是胡安国一家又遭遇了匪兵烧抢，以致“弃生生之资”，家庭步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胡寅与胡宏兄弟带着全家妇幼于1133年4月到达南岳在胜业寺先行安顿下来，并着手在紫云峰下买地建房。而胡安国与次子胡宁1133年正月才从丰城来到湘潭慈云寺。半年后才于七月到达南岳，全家老小得以团聚。定居南岳尽管是长远打算，但因贫困，当初在紫云峰下建设的是茅房而且规模还不大，茅房的名字叫“书堂”，也就是又是住所又是研读的地方。为什幺这幺说呢？胡安国在给高宗的《谢罢给事中表》中说“臣敢不念己知非，动思观过，处衡茅而守约，勤药石以扶衰。谓不谨前，益当善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南宋文范》卷二七，《宋四六选》卷九）。胡寅在《祭刘待制彦修》中有“而我伯氏，养亲衡茅。”之句说的也是全家在书堂茅屋生活的事实。而胡宏在《谭知礼哀词》记载：“知礼生长市廛间，本碌碌读书，从众为举子事。一日，闻武夷胡先生来寓衡山，慨然束书，登堂拜伏，请受业焉。退居近便地，扫除前日气习，抱《春秋》经三传，阅《资治通鉴》，未几，文定先生殁，知礼乃去”（《五峰集》卷三）。可见虽然叫书堂，但门徒的住处是没有的，需要另外在近便处租居。

　　在书堂建设的过程中，胡安国一家又是住在哪里呢？答案是寄居胜业寺。胡安国一家毕竞人生地不熟，在此期间，起关键作用的是门徒黎明，《宋元学案》有载：“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也，以孝友信义着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胡寅《祭刘待制彦修》中记载“道出衡山，见寻萧寺。时吾先子，命启新尊。吾瀹园蔬，大白福君。跨驴紲袢，夜饮达晨。举扇障日，气冲南云。丙辰之秋，吾为严州，公守温陵。”回忆的就是刘彦修1133年在胜业寺相遇赋闲的胡寅把酒言欢的情景。直到1134年春胡安国一家才安顿下来，并由胜业寺搬到紫云峰下的自己的新居“书堂”。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胡寅为此喜不自禁，沿途熟悉的南岳风景，再加上久雨乍晴，使他诗兴大发，欣然而作《奉家君自胜业迁居书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五峰收卷万层云，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极有星天地久，东风无际柳梅均。”题中所谓“胜业”指当时的胜业寺，亦即今天的祝圣寺，寺在南岳大庙东面，而书堂在南岳大庙西南面，相距五六里远。“五峰”乃指衡山境内较高之祝融峰、天柱峰、芙蓉峰、紫盖峰、石廪峰；“一水”乃指现傍庙而过的龙堰港，《钦定大清一统志》巻二百八十一载“在衡山县西二十五里，一名龙隠江，源出衡山岳庙东，绕流庙北又东南流过县南入湘”；“南极”指祝融峰南天门；“柳梅均”意即梅花开放、柳树吐芽的时节，均为春天降临的时候。可以说从1133年4月开工到1134年春，紫云峰下“书堂”的建设完成，终于使胡安国一家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实现了胡安国“卜居衡岳，为终焉计”的愿望，也成为后来文定书院的雏形。

　　四、胡安国父子定居衡山南岳后的活动
　　（一）1133年后的胡安国

　　据《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记载“晚岁，居山下五年，竞亦不出。”也就是说胡安国从1133年到1138年期间，定居衡山南岳后，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既不举仕也不访友，潜心研究、订正、编辑《春秋》，事实上也是如此，胡寅花费十五年时间的《先公行状》均有记载。1135年二月十三日，宋高宗《胡安国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制》云：“ 朕惟士君子读圣人之书，学先王之道，岂独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则皆然。世俗之儒，名师孔、孟，实蹈榻、墨，可与论中庸者鲜矣。安国学优而仕，行顾于言，通经为儒者之宗，识事职治道之体。顷从时望，召寘琐闱。方喜便于咨询，顾何嫌于封驳，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尔安得独善于己？零陵虽小，有社有民，竹马欢迎，相望数舍。往读中兴之颂，无忘平日之言。亟怀印章，祗我明命”（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又见《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七）。胡安国辞而不受。为此宋高宗于四月一日《胡安国乞奉祠答诏》“安国经筵旧臣，引疾辞郡，重悯劳之，可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春秋传》。仍俟成书进入，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胡安国“毕精竭虑，殆忘寝食，疾遂日增。”在胡宏、胡宁的帮助下，夜以继日纂修、订正缮写，《胡氏春秋传》共三十卷，计十万余字，历经两年，在1136年十二月告成。胡安国为此向高宗《进春秋传表》“臣昨奉圣旨，纂修所着《春秋传》，候书成进入。续奉圣旨，令疾速投进。今已成书，谨缮写奏御。臣安国诚皇诚恐，顿首顿首。”并自作《春秋传序》“廼于斯时奉承诏旨，辄不自揆，谨述所闻，为之说以献。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为此高宗升胡安国为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公辞。高宗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书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胡寅代父亲撰写《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谢表》“昨奉圣旨，以臣解释《春秋》书成，特除实文阁直学士，仍赐银绢三百疋两。臣寻具辞免，准诏书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者。臣已扶疾望阙谢恩祗受讫”（见《斐然集》卷六）。据《先公行状》记载：胡安国于1138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享年六十有五。”胡寅又《代先公遗表》（见《斐然集》卷六）上闻朝廷。高宗诏赠四官，赙银绢二百疋两。1138年七月二十六日李光《祭胡公文》“衡山之阳，寂寞之滨，鼓吹六籍，若将终身”（见《全宋文》卷三三一八）。刘子翚《胡文定公挽诗三首》其二云：“有意扶名教，躬行语默中。楷模陶士器，药石补天聪。衡岳邻新卜，伊川道已东。传经知有子，接武大明宫。” 1138年九月一日胡安国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令人王氏祔焉。 朱震于1138年五月特作《乞胡安国赐謚奏》“ 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于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手作书遗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书具在。安国义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安国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饰其终乎？伏望下太常礼官，特赐以谥，用为儒林守道之劝”（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九）。为此宋高宗破例于1138年八月十二日《赐银帛令湖南监司应副胡安国葬事诏》云“安国所进《春秋解义》，着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匹两，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又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二O ）。并经礼部太常官合议曰：“谨按谥法，道德博文曰文，纯行不差曰定，请谥为文定。”高宗制曰：“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尚权势而薄廉耻，祸败之衅，职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体义，老而不衰，生多显名，没有遗美。顾此褒恤，岂限彝章。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旨，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优游餍饫，久自得之，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义，广崇德之风，以训后人，以明吾志。凡尔有学，尚克继之。可赐谥曰文定。”《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本传》记载“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胡安国一生坎坷多舛，但着作等身，着有《胡氏春秋传》三十卷、《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胡氏春秋传》到底费时多久？

　　目前网络上有说40余年的、有说32年的、还有说5年的，不一而足。说40余年的是从胡安国1097年进士及第时算起，依据的是李昴英在1250年（淳祐十年）《书胡致堂叙古千文后》“文定胡公潜心《春秋》四十余年，而后徐出其说”之句（见《文溪集》卷四，《全宋文》卷七九四二）。说32年或5年的依据应该是胡安国记载“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向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今幸圣上笃好，要当正学以言，不当曲学以阿世，子发其勉之。先儒有制作以俟圣汉之语，其不见排诮几希。”其实前十年胡安国已自我否认，因此上面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胡安国在《龟山志铭辩》“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汝但观吾《春秋传》，廼是白头六十岁以后所着，必无大段柢牾，更有改易去处。其书十万馀言，大抵是说此事，试详阅之，必自知来历矣。”（见《伊洛渊源录》卷一O，《全宋文》卷三一四九）。胡寅《乞春秋传序札子》记有“臣父壮年刻意，白首成书，乃值此时，可谓天幸。”（见《斐然集》卷十一）。又在《先公行状》记载“岁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大义十余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研穷玩索者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讨乱贼，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书屡书，恳恳致详。于是圣人宏规大用，较然明着。读而味之，犁然当于人心。”从胡安国与胡寅所述基本是吻合的，即丙申年“自伊川先生所得”始，丙申年为政和六年，即公元1116年，到1138年计二十二年。

　　综合上述史料，因此笔者认为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应当从政和六年丙申年算起，计二十二年，而编辑《胡氏春秋传》成书实为两年，从1135年四月奉诏到1136年十二月《进春秋传表》止。

　　（二）1133年后的胡寅、胡宏、胡宁兄弟

　　胡寅《悼亡别记》记载：“甲寅终岁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召趋钱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月至家。七月，改郡严陵”（见《斐然集》卷二〇）。与胡寅《元公塔铭》有“绍兴甲寅之岁，予寓居南岳。”之句（见《全宋文》卷四五O五）；《祭刘待制彦修》“丙辰之秋，吾为严州，公守温陵。”之句基本吻合。也就是说1134年胡寅赋闲南岳，1135年12月被召回临安，复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再官升徽猷阁待制，知邵州。113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开临安，1136年二月六日回到南岳。因“父自去冬以来，屡感寒疾，气血衰损，尚多疲曳，板舆登顿，未任就途。”于是撰《乞宫观奏状》（见《斐然集》卷九）。七月，胡寅改任严陵郡令。1137年九月四日。胡寅妻张氏去世，附湘潭龙穴山墓地王氏之右。1138年正月七日被召回临安，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1140年六月六日再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永州，胡寅辞不受。时秦桧当国，胡寅与之绝，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赋闲。俄乞致仕，遂归衡州。宋史《胡安国本传》后有寅、宁、宏三人别传，笔者摘录如下：

　　胡寅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胡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着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胡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着《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五、文定书院始建于何时

　　前面笔者已得出从1133年4月开工到1134年春紫云峰下“书堂”的建设完成是后来文定书院的雏形这一结论。那幺又是什幺时候开始文定书院规模建设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看胡安国一家什幺时候有大笔余钱？ 据《先公行状》记载：胡安国一家曾经三次受到高宗的大额银绢奖补。

　　第一次奖励是《胡氏春秋传》成，甚合圣心，高宗赐银绢三百疋两。胡安国辞。高宗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书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胡安国念及崇安故乡宗族贫不能自给，逮受此赐，即付犹子宪买田于先庐傍，岁时修祀曾高丘垄，施及亲属，以疏戚为差。胡寅《代家君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谢表》表述为“臣某言：昨奉圣旨，以臣解释《春秋》书成，特除实文阁直学士，仍赐银绢三百疋两。臣寻具辞免，准诏书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者。臣已扶疾望阙谢恩祗受讫。”这一次的奖励主要让胡安国侄子带回福建老家买田和新修家庙了。

　　第二次抚恤是胡安国死后，“遗表上闻，诏赠四官，赙银绢二百疋两。”胡安国于1138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胡寅上《先公遗表》，高宗恩赠四级官阶，抚恤银绢二百疋两办理丧事。

　　第三次破例是高宗降诏旨云：“胡某《春秋义》，着一王之大法，方欲召用，遽闻沦亡，特赐银绢三百疋两，令本路转运司应副葬事，仍赐田十顷，以恤其孤，他人不得援例。”胡寅为此代先父上《赐先公银绢谢表》和《辞免赐田蒙降诏允谢表》，接受了银绢三百疋两，坚辞了赐田十顷。也就是说胡安国死后，丧事是湖南路转运司操持办理的。高宗两次共赐银绢五百疋两基本没动，按现在的购买力算也是百万之资，这就是胡安国一家最大的一笔余钱了。

　　在胡安国死前，除书堂茅屋外，结庐已动工，但犹未成，书院更是无从谈起。胡寅在《先公行状》记载胡安国“得疾，不能阅书，命子宏取《春秋说》诵于前，间一解颐而笑。时结庐犹未成，独戒宏曰：‘当速营家庙，若祭于寝，非礼也。’二弟问疾，泣而抚之。”由此记载可知，胡安国临终遗言之大概。胡宏也在《有本亭记》有同样的记载。史料中关于文定书院建设的记载，只有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衡山紫云峰下文定书院告成之日，胡宏撰写《文定书堂上梁文》，摘录如下：“我祖武夷传世，漳水成家。自戎马之东侵，奉板舆而南迈。乃眷祝融之绝顶，实繄诸夏之具瞻。岩谷萦回，奄有荆、衡之胜；江、湖衿带，旁连汉、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怀千里之乡邦。燕申未适于庭闱，温凊不安于枕席。纵亲心之无着，顾子职以何居？”（见《五峰集》卷三）。胡宏在文中遗憾地自责：遥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回忆十年的迁徙流离，已有的茅屋不适合父母休闲居住，寒暖的季节让父母难以入眠，纵然他们不说，心里不见怪，但作为儿子又尽到了什幺职责呢？笔者前面已经叙述了胡安国一家1129年秋开始从荆门迁徙，到文定书院上梁时已经有十年之久，也就是1139年就是文定书院建成的时间，并以胡安国谥号命名为“文定书院”。这也就是曾国藩所说“可见自宋元时已有之意者，不创于公子致堂、五峰，其即晦庵、南轩二子乎。”当时的文定书院的规模、样式及功用，按照 胡宏《文定书堂上梁文》“背枕五峰，面开三径，就培松竹，将置琴书。良为今日之规，永作将来之式。生徒大会，筑削告成。”可见是有一定规模的，采用四合院式布局，砖瓦结构，前后三进，前为门楼，中堂为讲堂号“文定书堂”，后堂为藏书楼号“春秋楼”，四周配有厢房，垦有菜圃。另外书院辟有莲池号“春秋塘”，植有荷花，池周植有梅树，书院长松修竹，环境优雅，宜读宜居。 胡安国在衡山生活了五年，其子胡寅除外任官职外，致仕后在衡山生活了二十余年，胡宏陪伴父亲在衡山生活了五年，文定书院建成后，胡宏为追思父亲又赴湘潭续建碧泉书院并撰有《碧泉书院上梁文》和《有本亭记》，再赴宁乡筑室定居并又建有书院，三地讲学，优游衡山二十余年。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居住期间，“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致敬为持养之道”。交游、授受大量学侣、门徒，其中着名的有邹浩、朱震、曾开、刘曼燮、向子韶、唐巩，叶廷珪，江琦、曾几、范如圭、薛徽言、胡铨、胡襄、谭知礼、韩璜、李椿、方畴、刘芮、黎明；向沈、向涪、向浯、汪玉山、应辰闾、邱昕、徐时动、王枢，张栻、吴翼、赵棠、杨大异、彪虎臣......。胡宏在《五峰集》中也有大量记载，如：《题刘忠肃公帖》“刘忠肃公曾孙芮，访某兄弟于南山，论心讲道。”《题孙判监奏稿》“余友孙蒙正会文南山，示余以其先人奏稿”等等。同时胡安国父子在南岳还有大量的生活诗文记载，如：胡安国《紫云峰下闲居书怀》“群峰排闼拥柴扉，结得危楼倚翠微。就枕涧边听瀑布，长吟松下指罗衣。夷犹异地聊为老，流落名山当可归。经学幸能通圣睿，莫辞雠校作深帷”。胡寅《荷花》“梦到南塘翠盖稠，姹然得意敛然羞。惊鸿远映朝霞色，白鹭先窥霁雨秋。袅袅芳馨烦折赠，霏霏凉吹想追游。天花欲试维摩病，衣袂何曾一片留”。胡寅《和奇父竹斋小池及游春五绝》“绿竹丛边筑小塘，泉来何处已洸洸。未涵北户星辰影，半觉南风藻荇香”。胡寅《出门偶成》“饭已柴扉手自开，杖藜三径久徘徊。忽惊无雨溪流涨，遥认他山雪浪来。叶暗青云环舍竹，树团香玉绕池梅。春光已近宜行乐，未怕年华冉冉催”。胡宏《独坐》“卜居幽胜衡山绕，五峰西望青冥杳。乍聚乍散看浮云，时去时来送飞鸟。卷舒自在都无情，饮啄天然类不扰。我生何似鸟与云，掉头心向人间了”。胡宏《紫盖峰前作小圃日亲圃事情见乎辞呈伯氏兼简》“有志从来不浪忧，只忧心不似前修。数菑未况已头白，待获忘情在晚秋。自觉才疏胜北海，又无经学震西州。甘为稼圃南山下，长谢周公愧孔丘”。胡宏《小圃将成》“我爱青山好，衡山镇南极。连峰垒翠西池西，五峰新亭面相直。乔岳峥嵘天地中，飘零身寄衡山侧。衡山之峰七十二，奔走芙蓉尽供职。紫盖峰头走日东，不朝芙蓉理莫测。芙蓉峰巅栖白鹤，今人不见双飞翼。应是赤霄随凤游，远向青田谋雁食。逍遥九皋鸣闻天，奇踪只许群仙识。平生苦无适俗韵，置身大禹巡方域。云舒烟卷试怀抱，月下风前得消息。四时有酒兼有花，百年无丧亦无得。尽教人作画图传，杖藜见我看山色”等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翻开胡寅的《斐然集》可以知道，胡寅对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很是热衷，写有大量的学校建校记，甚至连睡觉、开石渠都有记志、为什幺文定书院、碧泉书院却没有记志。其实从胡寅《祭妻兄张抚干良臣》“乙卯会语，丈人已殁。曾未三年，予复悼亡。君之仲氏，丘木既长。庚申访君，家山萧寺，悲笑杂集，如梦中事。丙寅之秋，予还武夷，未及寻君，君喜而来。”从中就可得知，胡寅与妻兄似有个五年之约，每隔五年相见一次，如乙卯年、庚申年、丙寅年。文中的庚申年为1140年，同时这期间胡寅在永州外任上。也就是说书院建设，胡寅不在现场，这样的即时唱和文也无必要在事后补记，因此史料上就找不到胡寅的文定、碧泉书院记志文章。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在《一统志》里，胡安国、胡寅、胡宏是列在衡州府流寓名录中，而在潭州府流寓名录中仅列入胡宏一人，概因如此。

　　综上所述：胡安国父子始开湖湘学派，其主要活动位于衡山，书堂于1133年已具雏形，1139年初具规模，传世名篇《胡氏春秋传》也是在衡山南岳完成的，因此说衡山文定书院实乃湖湘学派发源地。

　　六、宋元明清以来衡山文定书院修葺历史

　　作为湖湘学派发源地的文定书院，在胡安国死后，胡寅、胡宏兄弟因学术相左，各自成派，胡宏不传兄之学，衡麓学派后继乏人，使文定书院慢慢衰落，但其历史地位却未可磨灭，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七百余年，仍时有重修。有历史记载可考的重建有七次之多，详述如下：

　　第一次重修：修建时间：1495年至1497年（宏治乙卯年—丁巳年）；资金来源：中央专款；史料：详见四库全书.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怀麓堂集》卷六十五。明朝李东阳撰写的《衡山县重建文定书院记》。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明朝内阁首辅。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当时的衡州府同知邓淮请求李东阳作记，这是衡山县文定书院重建有史料可考的最早记载。李东阳撰《衡山县重建文定书院记》全文如下：衡岳之阴，宋胡文定公书院在焉。历胜国以来，颓圯殆尽而遗址尚存，宏治丁巳（公元1497年），监察御史郑君淮垣按视其地图，所以复兴之者。以属于衡州府同知邓君淮，其经理之费又皆为之，区画不出于官，不扰于民，乃上其事于朝。如其请。中为堂公，配以二子寅、宏，所谓致堂、五峰先生者。而房庑庖廊之类皆备，又掘地得旧祭器若干，葺而完之，岁春秋则如仪修祀事。又将聚其乡之学者暨公之子孙居之其所，以崇儒重道者至矣。无何，会兵部何主事孟春奉使过焉，邓君因寓书京师，请予记。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时举进士，为太常博士、提举湖广政事；事高宗时，拜中书舍人，以疾冲，徙于荆，再徙于衡，优游十五年以卒。致堂以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归衡。五峰以荫补承务郎，家居不调，晚辞召命，创楼、着书者二十余年，视公尤久，此书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学，以尊王贱霸为本、安夏攘夷为用。当金强宋屈之时，朝野靡然，附和议者为识时，论雪耻者为生事。而公引经议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为传，卓然成一家言，至我国朝遂列诸学宫用。诸场屋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时，亦孰若传于后之为远哉。若五峰虽未见用，而出处明决，未尝屈己以干禄，深得乎家学之正矣。古者乡先生没，必祭于社；而圣贤道在万世，则天下祀之。盖视其功德大小以为久近，有不可得而诬者。公今从祀孔子庙庭，天子之所亲视、儒臣之所分裸、天下学者之所尊祀也。况其所居之地，非宦游流寓之可比，不特举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门之事私淑之人，如孔子之有颜、孟，皆在配享从祀之列。况公作述之善者，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征诸南轩之授受、考亭之议论，又若是着也，而可以无配乎哉。书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遗制。宋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今虽建学置师，偏于天下无俟乎其他。而前贤往迹、风教之所关，亦不容废，如兹院者是也。夫祭者学之所有事也，而其所为学，岂独粢盛俎簋、仪文度数之闲哉？衡之学者读公之书，学公之学，固将亲羹墙于庙，貌思景行于高山，虽欲自画于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舂陵则有濂溪，岳麓则有南轩，兹院相距不数百里，遗风流泽相望而不绝，东阳世家盖常登岳麓，吊其所谓书院者，闻文定公之风而有感焉。因为之记，以成贤有司之志云。

　　第二次重修：修建时间：1632年2月至1633年1月（崇祯壬申仲春—癸酉孟月）；资金来源：官府、寺僧、后裔集资；史料：有功德碑和何仕冢撰的《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长寿庵碑记》以及钱邦芑撰的《春秋楼记》。功德石碑用阴文记载捐款人姓名、金额。同时记载有“院田现存玖亩陆分，助银肆两与僧海巍赎回春秋塘下田陆亩肆分，书院共计田壹拾伍亩，给南岳右旁官地、店房并牌楼外左右店房共计贰拾玖间，税银五两，永作书院灯油之资。”现石碑已佚。衡山知县何仕冢撰的《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长寿庵碑记》。何仕冢为海阳丰政都棠荆人，举人，出任湖广衡山县知县。国事日非而辞职卸任回乡，为政治社团陶社的社长。明灭元后，何仕冢举陶社旗帜，力谋匡复汉室而不逮。何仕冢认为书院是文定公的藏书处。1632年3月何仕冢“奉祀先生生平，不意展拜无地，除芜隙以陈俎豆，先生高坐寂寥，二子致堂、五峰遗像岌乎泥佛之渡水也。”回县衙后，何知县就召来文定公后裔，“命之董工集材，议永属以院事焉。”在修建过程中，书院围墙左边与长寿庵紧挨着，影响其风水，发生纠纷。何知县判令长寿庵“移处于院之后座，乃于院有大观也。予回旋视之，离果两伤，合则双美，许之。且堂庑已合，后以事西方之圣，前以事吾师之弟子，潘篱不设，吾道又宽一法界矣。”在书院修葺一新后，云南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四川巡按钱邦芑入南岳，憩文定书院后长寿庵，写了《春秋楼记》。他记载：“楼历沧桑不知圮于何代，而楼边之修竹长松半摧，斤斧、残垣、败砾尽锁云烟，所不与楼俱灰者，惟旧时种莲一池，至今所名春秋塘者。则犹然绿水缬纹、青萍绚彩，冉冉清芬可挹也。呜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文定公在胡氏为族姓之祖，然在天下生民为伦常之祖，在儒林为经书之祖。过斯地者，能无饮水思源，奋然议行修葺，以干城名教乎？予谢不敏，愿以俟后之君子。”

　　第三次重修：修建时间：1709年至1710年冬（康熙已丑年—庚寅年）；资金来源：官、僧、裔集资700余两白银；史料：有陈壮履撰的《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陈壮履为陈廷敬的三儿子，是《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辑官，《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历代纪事年表》、《渊鉴类函》的校勘官，《佩文韵府》的纂修兼校勘官，还曾参与编《康熙字典》。陈壮履在《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记载“岁已丑（公元1709年），予奉天子命，修南岳之祀。至胡文定公书院憩焉。......越明年庚寅（公元1710年）冬，邑侯吴君守仔邮书来都，云：工已竣，庆石费金百两，新其庵；昌侯用五百金，新其院，厅堂仍旧制，而廊庑加阔……院创于公子致堂、五峰，元时已圮。……”

　　第四次重修：修建时间：1647年至1750年；（清干隆十二年—十五年）资金来源：县府拨款；史料：本次重修历经谢仲元、高自位两任知县，有衡山知县高自位撰的《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建义塾记》。高自位在《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建义塾记》中记载：“南岳书院之翼庙十里所者，曰明道山房,祠唐李邺侯；曰集贤书院,祠宋朱晦庵、张南轩诸先生；曰紫云书院,祠明湛甘泉、陈白沙诸先生，而文定公书院居紫云之右，特祠公父子。他祠皆供木主,而于公父子独尸而祝之，示崇也。……”同时高自位记载前知县谢仲元“方新公祠，祠宇文雅称闳壮，顾仅一厅妥公像，左右廊庑阙。如无以示深严，亟召邑绅士暨公后裔，谋捐资鸠工，增建中堂、前廊堂、左右各翼舍，如干间为讲诵地，盖不一期而工已讫。按四书院之旧设义塾者，……因而环祠构斋舍、捐馆谷、集生徒，俾晨夕瞻礼像设。生其惮而作其颓，有志之士必有能踵前武而作者于乎。”

　　第五次重修：修建时间： 1821年8月16日动工，同年12月8日落成；资金来源：县府、后裔集款共建；史料：有功德碑和安福举人龚珘撰的《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建义塾记》。功德碑由廪膳生胡赞圭描红，现已佚。当时主持修建的有衡山知县张富业、儒学教谕张少龄、督修训导龚珘等人。在督修训导龚珘《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建义塾记》中记载：“……干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租并入雯峰、集贤。由是训课废、讲堂颓。幸存后寝，仅庇遗像，春秋祀典如故。……独叹前院两厢倾倒，讲堂化为瓦砾，后寝虽存，丹青黝垩黯然零落，……院三进，前进为大门，上建牌坊榜以胡文定公书院，门内分东西阶，左右中石磴各三级其上，讲堂一间，两旁厢房各四间，后进堂三楹因旧，葺盖加以装饰，堂之中为神座，左右两墉联构小室各一间，东偏附室横直共五间，大门外照壁、石磴、左右围墙俱坚固，工竣，修祀事，予复至祠拜谒，爰综其始末为之记。”

　　第六次重修：修建时间： 1859年仲秋；资金来源：文定后裔捐款共建；史料：有毅勇侯曾国藩撰《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曾国藩在《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中记载： “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南之书院衡为盛，以棣岳故也。岳志载：衡书院十又八，惟胡文定公书院独称敕建为最着，以传《春秋》故也。公致仕隐衡，筑室紫云峰下，于室之右山为祝圣台，山下凿莲池，建春秋楼于其中，今春秋塘具地也。书院即公居址，创院未详，何时尝考。……公以忤蔡京，除名隐此着《春秋传》，使人明君臣大义，其有功于纲常，岂浅鲜。今者干戈扰攘，忽忽十余年，而凯未奏。若明春秋安，得至此，余膺简命督兵，岁无虚日。……读公之书，修公之院，是必深明《春秋》者，目击时艰，其激于义愤当何如也。谨纪始末书于石，用示公之后贤与诸来院肄业者。”

　　第七次重修：修建时间： 1892年6月17日动工，1893年冬落成；资金来源：县府、后裔集款共建；史料：有光绪壬午科举人唐龙骧撰《续修胡文定公书院记》。唐龙骧在《续修胡文定公书院记》记载：“……公生闽，宦游楚，远权奸，隐楚衡山紫云峰下，季子五峰先生偕隐，就着书处，建春秋楼藏书，朱、张游学其间，此书院所由来也。……大清定鼎，崇儒重道。先儒均加奖褒，而于公父子尤有加意。……年久院宇朽坏，今皇上岁辛卯（公元1891年）五月十七日，正寝倾圮，匾联均粉碎，幸神像无恙。四壁仅存数尺未倒，兼中、前两进蚁食殆尽，公裔禀县宪李批奖励，谓胜境亦为减色，亟宜修复。遂遵批凑捐。……规模仍旧，廊柱易烧，砖为麻石，概用杉木丹垩装饰……”

　　七、五四运动后衡山文定书院的没落

　　中华民国成立后，文定书院改为胡氏文定小学，抗战时期改为质文小学，后即停办。岳云中学1946年定址南岳后，曾将小学所存房屋辟为教工宿舍。1986年拆除旧房，在此建成3600㎡的三层科技大楼。2002年9月，又将科技楼加以整修，改名为“春秋楼”，并在一楼大门右侧墙壁刊刻《春秋楼记》石碑以志其事。至此，文定书院几近湮灭。

　　八、结语

　　胡安国父子在南宋存亡之际，力主抗金，收复河山，其学术思想顺应时势，散射了忠君爱国，天下为公的理学光辉，《胡氏春秋传》更是成为元明仕子科考指定的教科书，卒开湖湘之学统，文定书院也因此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自1133年书堂始具到1139年召开“生徒大会，筑削告成”后，文定书院就有着中国传统书院的讲学、藏书、祀祠的功能。历经700多年，长期扮演了教书育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可岁月如刀，具有厚重文化内涵的文定书院几乎要湮灭在历史的长河，该是抢救性重建的时候了！复建文定书院，恢复其部分或全部功能，对传承中华传统理学，光大湖湘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的社会与经济作用。而书院原址重建又可为衡阳市新增一处人文景观，更可为衡阳这座抗日名城打出一张厚重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