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胡家瓦屋是我曾祖父及祖父辈艰苦创业的结晶，为中国革命作出个重大贡献。“胡家瓦屋”在无为革命史上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是历次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曾在这里发生。新四军七师在此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的六位前辈先后英勇献身。特建此馆，以纪念我的祖父、祖母以及六位革命烈士！
    ◆ 我的祖父胡公厚培，原名胡可枝，原籍枞阳浮山,生于1880年。我的祖父正直、善良，思想一贯进步，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积极支持弟弟、子女、侄儿等亲属参加革命，为革命不惜钱财。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家瓦屋成了抗日活动中心，党、政、军领导驻地，新四军的军营。他出钱资助抗日武装，支持自己年仅12岁、和14岁的子女参加新四军，为中国革命，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婿先后牺牲。1946年，他以66岁高龄随大军北撤至江苏、山东省等地，历任皖江、苏皖边区政府参议员、县、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和合肥市逍遥津园林管理处副主任，1953年10月29日病逝于合肥，享年73岁。
    ◆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在革命烈军属胡伯母追悼会上张恺帆同志致悼词。(张恺帆同志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 革命烈军属胡伯母陈东玉，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合肥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胡伯母，安徽省无为县人，早年即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几十年来，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到土地革命初期，她在我党的影响下和五叔胡竺冰及胡厚培伯父一道，积极支持子女和亲属参加革命，掩护我党地下人员的活动，为他们安排食宿，护理伤员。一九三○年冬，无为县“六洲暴动”前，她参与了为暴动筹集和秘密贮藏武器弹药的活动。在武装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两年间，她的大女婿倪合台、二女婿夏子旭和长子胡珀光先后为党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家庭又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两次抄家封门的迫害，胡伯母承受着极度的悲痛，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东奔西走，备尝艰辛，继续支持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大义凛然，鼓励其子女参加新四军，先后送出了四个子女甚至年幼的十二岁、十四岁的子女参军。一九四○年，她的第三个儿子胡斯林又在抗日反顽的战场上牺牲。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胡伯母的家成了江南突围出来的同志到江北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的联络点之一。胡伯母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突围出来的同志，安排他们吃住，又将他们送走。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胡伯母对经常在她家住宿、养病的地方党的领导同志和革命的老同志以及新四军部队的同志，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精心照料、精心护理，体贴入微，为他们做饭、熬药、洗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又发动内战，新四军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撤出了皖中解放区。胡厚培伯伯随军北撤，家中只留下她一个人带着年幼体弱的小儿子，继续支持我党留下的坚持斗争的同志。她常在夜间接待往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我军举行渡江作战时，胡伯母又热情地接待渡江部队，照料解放军同志并寻找土方土药救治和护理伤员，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解放以后，胡伯母从未因为为我党我军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而要求特殊照顾。在她未最后失去劳动能力之前，仍然在农村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她热爱毛主席，常说：“毛主席多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胡伯母的晚年是幸福的。胡伯母逝世了，我们大家悼念她，也为她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而感到欣慰。胡伯母虽然是一个家庭妇女，普通群众，但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公而忘私、为革命不畏艰险的美德。胡伯母逝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胡竺冰烈士生平事迹简介 （ 1990年4月5日，中共无为县委副书记张国泰同志在纪念胡竺冰烈士逝世50周年大会上作烈士生平事迹简介） 胡竺冰烈士，名可文，字铸农。1894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江坝乡冒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幼年就读于乡村私塾，由于勤奋好学，品学兼优，1915年，他以突出的成绩考入当时安徽省安庆法政学校。在校期间，他既攻读法政专业，也兼修世界语等学科，以此来丰富知识面，开阔视野，并开始探求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真谛。 1918年，胡竺冰同志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其时，十月革命的曙光在中国已见端倪。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更使他坚定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不愿为官作吏，放弃了种种优厚职业的选择，愤然参加“六、二”学潮和反对军阀贿选的斗争。为揭露军阀贿选的丑闻，他创办了《清议报》，不断发表文章，对当时的丑恶现实进行了冷嘲热讽。在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和法政学校同学会等进步组织的领导下，他同广大爱国师生一道，罢课罢教、游行示威，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时，他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唯物主义浅说》以及《响导》、《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这些都是他爱不释手的读物。在斗争中，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近民众，加深了对社会黑暗与腐朽衰落的了解，明确了要改造社会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他在这个时期，思想上比较倾向于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23年，胡竺冰同志几经转折，由安庆返回家乡无为。此时的无为，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群众纷纷起来进行“争自由、求解放”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胡竺冰同志的革命斗志。在实际斗争中，他深感个人力量单薄，必须发动群众一起奋斗。于是，他联合地方上有识之士，先从经济斗争入手，建立了“无为县地方公款清理处”，以清算公款的形式，向无为人民展示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帐，进而揭露社会的丑恶面貌。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于变革社会的青年相继从上海、武汉、安庆等地返回家乡，胡竺冰同志和他们一起创办了“青年读书会”，利用这一合法团体，聚集新生力量，传播革命真理，振奋民族精神。1924年夏，他又会同高莫适、季庶人等人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创办了“私立义务小学”（即今日杏花泉小学），专门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学生全部免交学杂费、书籍费，一切开支均由胡竺冰等人筹措，这为无为县的早期平民教育树立了典范。这个时期胡竺冰同志组织发起的上述进步团体，对于无为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自己也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名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 1927年，无为县长刘朝纲为替反动军阀陆学文扩充势力、补充兵源，强行征集村民百姓入伍。2月上旬，韩家庙农民邢学年因抗拒承担兵役，结果被刘朝纲卫兵开枪打死。城郊群众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凶手，结果反遭驱逐和镇压，致使民怨鼎沸。胡竺冰当即与吕惠生等同志一道，于无城老衙口（今菜市场）和义务小学操场集会演说，揭露惨案真相，号召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胡竺冰同志也因此招致反动政府的极端仇视，并且受到通缉。3月，由于北伐军7军3师进军无为，革命热潮高涨。胡竺冰同志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发动群众，要求新县长高寿恒立即查处邢学年人命案。但是，高寿恒却循私枉法，放纵刘朝纲及其凶手潜逃，这使无为城乡群众再次看清了反动政府的真正面目。胡竺冰同志为此大声疾呼：“像这样的昏官来一个要打倒一个，直到无为换一个真正的父母官”。这场斗争终在北伐军的干预下取得了胜利，高寿恒被逮捕，反动政府被解散，无为各界群众一致要求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无为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推选胡竺冰同志为主任委员。但是，蒋介石此时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北伐军撤离无为不久，高寿恒重新上台，立即以叛乱罪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人。胡竺冰同志这次虽然幸免于难，但却因此累及全家，他的家三次被查抄，邻里乡亲饱尝凌辱之苦，4岁侄女被活活吓死。胡竺冰同志领导的这场斗争，是一场自发的农民斗争，它尽管归于失败，但极大地鼓舞了无为人民的革命斗志，为我们党后来领导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作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胡竺冰同志没有表现丝毫的怯懦，而是在沉沉的黑暗中继续寻找光明。他在短暂的流亡生活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耻，他为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镇压而痛心疾首。他清醒地认识到，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在政策”于今已被严重歪曲，指望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已成泡影。他又悟出了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自由解放的道理。胡竺冰同志于1927年6月下旬抵达武汉，找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同志，第一次与共产党组织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他感到无比振奋，党组织也对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所作的勇敢抉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28年夏，胡竺冰同志经党组织介绍，来到了桐城县浮山中学。他与黄镇（原外交部副部长）、郑曰仁（原安徽省委统战部长）等同志一起，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王步文同志来到浮山中学隐蔽5个多月的时间里，创建了党、团组织，放手发劝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使胡竺冰同志直接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与情怀。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一切活动，将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等马列著作引进学校，又将王步文同志主编的《血花》报等刊物，推荐给革命师生。他以课堂为阵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曾这样纵谈革命道理；“不惜个人牺牲、敢于冲破黑暗、拯斯民于水火、这才是有志者”。不难看出，胡竺冰同志此时已把自己的一切和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9年春，胡竺冰同志因革命斗争需要来到上海，按照安徽省临委指示，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并通过介绍，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工作。接着，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世界语学会”等组织，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多次聆听了鲁迅先生的演讲，思想亦日趋成熟。在上海，胡竺冰向志一方面继续担负着党的宣传联络工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2月，无为六洲暴动失败后，张恺帆、李白玉等同志遭到通缉，先后转移至上海，胡竺冰同志设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使他们终于通过多种途径找到了党组织，并且在他们后来被捕入狱的日子里，胡竺冰同志经常派人探视，又竭尽全力到处活动，保释生命垂危的李白玉同志出狱就医。1930年，原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宋士英同志随同刘少奇同志在沈阳工作，因患病来上海求治，胡竺冰同志视为亲人，悉心照料，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胡竺冰同志悲痛不己，为士英同志收殓遗体。为营救、掩护、资助同志，他用尽了所有的积蓄，甚至不惜卖掉御寒衣物，而自己却节衣缩食、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以致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肺病。虽然他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组织也准备接收他但为了做好党的外围工作，更好地发挥他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作用，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却忠诚地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履行了这一崇高的志愿，他组织上没有入党，实际上他早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了。 1937年“芦沟桥事迹”以后，胡竺冰同志抱病再返无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初，张凯帆等6同志由国民党苏州陆军监狱获释，与胡竺冰同志在家乡再度重逢，胡家瓦屋即成为无为人民抗日救亡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抗日动员工作，发起成立“青年救亡协会”、“抗敌后援会”，领导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1938年，胡竺冰同志应章乃器、朱蕴山电邀，赴六安参加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工作，与党在大别山的联络处以及新四军四支队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同年10月，由于我们党的精心安排，通过省动委会进步人士的举荐，国民党政府迫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压力，任命胡竺冰同志接任无为县县长，并在新四军四支队的干预下，击溃了拒绝卸任的无为县原任县长韦廷杰的反动的地方武装。胡竺冰同志就职以后，首先即向全县人民颁发了“动员起来、抗日救国”的方针大计，安排共产党员胡德荣、张世荣、阮振础等人参加县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命吕惠生为县政府秘书，组织了由共产党员张学文同志为司令的无为抗日人民自卫军，重新组建了由共产党员魏今非为指导员的无为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他又依据我们党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虽然胡竺冰同志仅仅当了20天县长，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却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为配合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胡竺冰同志亲自听取了叶挺、罗炳辉、张云逸三同志的指示，陪同他们巡视沿江一带。在建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过程中，他经常抱病工作，积极为部队筹措装备、给养。但是，胡竺冰同志光明磊落的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无理指责，并以“擅起兵端”为借口，撤销了胡竺冰同志的无为县县长职务。对此，胡竺冰同志丝毫没有退缩，继续在无为县财经委员会主任这个岗位上，履行着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此后，胡竺冰同志又受聘担任无为县干部训练班教师，他把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的精神要略，透彻地讲授给每个学员，又经常应约为战时文化服务社刊物《铁流》写文章，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主张。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江北磨擦事件。事发后，竟对我党、我军进行荒谬的诬蔑和攻击，且以此作为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借口，胡竺冰同志则被列入国民党保安八团的通缉名单之首。他在病中闻讯，病势更加沉重，愈加痛恨腐朽而又疯狂的反动派，内心憎恶之情无法自抑。 同年四月初，在新四军叶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的亲自过问下，江北游击纵队派员突破国民党保八团的重重封锁，护送胡竺冰同志去新四军军部就医。途中，胡竺冰同志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临终前，他仍然惦念着无为人民的抗日斗争。又嘱咐随行亲属：“胡家后代都要参加新四军”。今天，胡竺冰烈士的遗愿已经得到实现，胡家后代30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烈士当含笑九泉！ 胡竺冰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长期以来，他与我们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他不愧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鲁迅式的战士”。建国以后，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将遗骨由江南迁葬于无为县烈士陵园，无为人民将永远缅怀胡竺冰烈士的功绩，永远褒扬烈士的不朽英名。 胡竺冰烈士，永垂不朽！
    ◆ 胡师旺,（参加革命后更名胡珀光。），字少培，号珀光。男，生于1907年，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为地下党第一批16位中共党员之一。曾任中共无为县委委员、党支部书记。1929年6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享年22岁。 据无为县志记载：1927年8月上旬，中共无为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9月，特别支部改为特别区委，其时无为县有中共党员16人，（其中就有我们胡家六人，）党支部为3个。1929年6月胡师旺逝世时，全县仅有党支部4个，中共党员83人。 胡师旺是我的大伯父，他幼年读乡村私塾，二十年代初到芜湖就读于“广益中学”。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其时外国人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中国人处处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凡外国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在“广益中学”中国学生甚至被呼之为“小奴才”。胡师旺是个热血男儿，受不了这种侮辱，读了一年就愤而退学回家。 此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深入人心的时代，胡师旺和我的表伯父商恩甫（我祖父的外甥）、以及我的大姑父倪合台、二姑父夏子旭、堂伯父胡斯星、还有他的同学加邻居倪合安（化黎）等同时代的热血青年经常聚在一起，纵论国事，畅抒胸怀。面对国家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和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他们决心抛弃“读书救国”的幻想，干一番拯救中华的大事业。 1927年，北伐军到了无为，群情振奋，革命情绪高涨。9月，中国共产党在无为建党，胡师旺和他的同道者便成为无为县第一批中共党员，并担任了本地党支部书记，后又任县委委员。他们办农民夜校，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会，发动贫雇农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斗争。 据前辈们回忆，胡师旺为人和善，彬彬有礼，乐于助人，人称大先生。不管是家里的长工，还是邻居，他都能友善对待，而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都愿意同他说，这对他在发展民众，开展地下工作时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时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所以他们首先办起农民夜校，以教文化，学识字入手，再结合时政，宣传党的纲领。以极其简单朴素的语言，阐述农民们所见所闻的身边事，讲得清楚，听得明白。第一批夜校的学员都是家里的亲戚、长工和近邻，逐渐发展到周边乡镇，夜校越办越红火，学员也越来越多，影响随之越来越大。胡师旺根据学员们的思想认识和觉悟状况，从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条件成熟后再吸收到党内来。在他们发展的党员中，仅胡家的长工就有数十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因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随后胡师旺他们又在农民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农会，吸收广大贫苦农民参加。通过办农民夜校和组织成立农会，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有了深切的理解 当年胡师旺夜以继日忘我地投入到动员民众，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工作中。他本来体质就差，身体瘦弱，又患有胃病，他白天深入田头地间，晚上走村串户做民众的工作，不管风霜雨雪，烈日严寒，四处奔波，传达上级指示，指导党员工作，散传单，送情报，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使得胡师旺的身体越来越差，积劳成疾，以至行走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病情越来越重，以至卧床不起时，党组织这才决定派我的大姑父倪合台，堂伯父胡斯星二同志送他到镇江医师蒋怀仁处就医。但为时已晚，医治无效，于1929年6月逝世，享年22岁。抗战时期，经张恺帆同志提议，皖中行署批准建立“旭光小学”(现为旭光中学,由原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同志题写校名。) 以纪念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夏子旭、胡珀光二烈士。解放后，当地政府在烈士的家乡修建了“旭光烈士塔”，供人民瞻仰，使烈士的英名代代相传。
    ◆ 倪合台，字经之，曾用名倪自平、倪紫萍、倪赤民。男。安徽省无为县忠台乡人。生于1904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安徽省委巡视员、宣城县委书记、巢县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在无为东乡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农民协会。次年发动农会会员开展禁粮外运斗争，迫使奸商服从农会禁粮外运条例。1930年底，参与无为六洲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次年8月，为组织巢县农民暴动，回乡筹集枪支，于真武殿被害。 倪合台是中共无为县委第一任书记。1931年8月，时任巢县县委书记的倪合台准备在巢北组织农民暴动，从巢县回到无为向无为党组织要一部分枪支，并研究攻打无为城的问题。其时邓逸余、张昌忠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游击纵队驻在圩区真武殿，得到倪合台回来的消息后准备第二天派人去临江坝接倪合台。被蓄谋已久的武装宣传队中队长叛徒刘大同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邓逸余、张昌忠二同志。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的家乡以烈士张昌忠的忠字与倪合台的台字命名为忠台公社和忠台中学。以纪念牺牲的革命烈士。
    ◆ 夏子旭烈士是我的二姑父。 夏子旭（1909——1931），又名夏学考，男，无为县江坝乡人。1927年秋参加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共无为县委委员，以新华寺小学教员为掩护，在江坝、六洲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参与六洲暴动的领导工作。1931年春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1931年7月29日被捕，次日凌晨被国民党枪杀，牺牲时年仅22岁。据《无为县志》记载：“1931年7月28日，刚从上海开会回无为的县委书记夏子旭偕周可章、朱子荣、张恺帆等7人，自石涧赶往东乡寻找武装宣传队，传达会议精神。当晚寄宿于军桥，不料泄密。29日清晨，县警察中队冯文定率自卫团包围军桥，夏、周、朱不幸被捕。黄昏解往无城。30日凌晨，3人就义于无城北门大桥。”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知情人回忆，详细经过是：1931年春夏之交，长江决堤，到处一片汪洋。阴历六月中旬，时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的夏子旭从上海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全会回来，找到张昌万（恺帆），偕同周可章、朱世荣等7人于7月28日自石涧到东乡寻找我党掌握的武装宣传队，准备召开军政会议，传达上级指示。他们一行7人乘两只小船，于当日黄昏时分到达张昌万（恺帆）家，而此时武装宣传队已转移到军桥一带。此时已风闻附近的三官殿到了几个警察，封了不少船。他们听说后未予置理，仍按原计划赶到军桥。可是武装宣传队又已转移了。由于大水，道路不熟，情况不明，当晚便在军桥倪昌杰家住下。第二天黎明时分，在外面放哨的倪昌杰领来报信的彭克孝，说敌人在三官殿封的船今天要到余家坝捉人（不知是如何走漏了消息？此乃历史遗案）张昌万（恺帆）立即起床派群众刘德才、胡顺喜划船出去探听敌情。船刚划出四五十步远就看到敌人五条船迎面而来。他们立即掉头回划，一面用暗语大声喊道：“老表，长坝大湾水要进来了，赶快把牛牵走！”暗示敌人来了。倪昌杰的儿子接着用暗语喊：“三嫂，三嫂，我不上街。”一边打手势。这时天已大亮，敌人从三面包围了村子。村里群众乱跑，鸡飞狗叫，一片混乱。朱子荣拔枪准备迎敌，夏子旭、张昌万（恺帆）怕伤了群众拦住了。他们和奔跑的群众一起从水路突围。张昌万（恺帆）、宋沛生等四人泅水脱险，夏子旭、周可章、朱子荣三人被捕，被解到三官殿，关在源兴酒店楼上。当天下午四时三人即被押解到无为县城。 突围的同志到了张昌万（恺帆）家，一面派人进城侦察，一面找来了武装宣传队负责人邓逸渔，紧急措商营救办法，甚至准备劫法场。谁知三同志于次日凌晨即被敌人秘密杀害。后来了解到，三同志被捕后，对敌人的利诱不为所动，对酷刑逼供不为所屈，我的二姑父双腿被踩断，仍然坚贞不屈，怒斥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决定连夜秘密处决。1931年7月30日凌晨，历史永远记住那一天，残暴的敌人将三同志押赴刑场，夏子旭同志因为双腿被酷刑踩断，是用筐子抬着赴刑场的，周可章、和朱子荣二同志则是身披镣铐，强忍伤痛，相互挽扶着，毫无畏惧地走向刑场。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三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有《国际歌》）朱子荣同志还唱起京剧《李陵碑》“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视死如归，慷慨就义，一派凛然正气；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何等壮烈！三同志在无为县城北门大桥就义后，敌人又残忍地将烈士的遗体推入河中。是后来党组织派杨培齐、谢道昂下河寻找，将烈士的遗体打捞上来妥为安葬，并召开了追悼会。无为党史上对此事件称之为：“军桥事件”。 我的二姑父夏子旭就义后，在关押他的牢房墙壁上发现他书写的“劝勿自首”诗：“寄语新朋友，切勿蒙自首。就是自首后，也难活长久；既不能做人，也不能做狗。所以劝诸君，千万莫自首。”从诗中可以见证烈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抗战时间，经张恺帆同志提议，皖中行署批准建立“旭光小学”(现为旭光中学,由原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同志题写校名)。 解放后，当地政府又在烈士的家乡江坝修建了“旭光烈士纪念塔”，以纪念两位牺牲的革命烈士，我的二姑父夏子旭和我的大伯父胡珀光。
    ◆ 胡斯林（原名胡师林）是我的三伯父，生于1921年，1937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机关、五支队教导大队、支队政治部干事，1940年6月调五支队老八团任青年干事，同年6月24日在淮南路西鸡鸣桥战斗中牺牲，时年19岁。三伯父自幼聪颖过人,在塾馆里便显示出过人的记忆力。旧式教育靠的是死记硬背，我三伯父课本读一两遍后就会背了，当别的同学还在死记硬背时，他早已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了，老师大怒，就要责罚他。他说：“我早就会背了。”老师不信，他就背给老师听。老师就再考他，凡是学过的他都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老师非常惊讶，说：“你难道过目不忘啊？”从此以后，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不再苛求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水平不断提高，三伯父找来大伯父遗留下来的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因此学会了思考。在县城读初中时，他经常在同学中间发表一些对当前社会不满的意见，其独到的见解和对社会问题以及时事的看法就令同学刮目相看。尽管那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也很到位，可是三伯父却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亲身经历和体会，来揭露国民党的假进步真反动的丑恶嘴脸。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从国民党苏州陆军监狱获释的共产党员张恺帆、黄育贤（桂蓬）等六同志来到胡家瓦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9月，在胡家瓦屋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青年救亡协会”和“无为县国民自卫总队”等由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11月中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同志到达无为，在胡家瓦屋组建由李世农任书记、张恺帆、桂蓬为委员的“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全面恢复领导无为、桐城、舒城、庐江、巢县等县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我三伯父虽然只有16岁，但通过和这些老共产党员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革命理论和对敌斗争经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在此期间，我三伯父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一面参加我党举办的“抗日救国青年训练班”，一面在自己家中举办“青年文化补习班”，在让一些失学青年和儿童学习文化的同时，又能学到抗日救国道理。他邀请自己的同学充当教员，并请几个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归来的兄长到班上讲述共产党、新四军的革命斗争情况。使学员们深受教育，后来，这个班上许多学员都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 为了打消民众的惧怕心理，动员全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他带着自己的兄弟，到县城，到周边乡镇做抗日动员演讲。每到一处，他从国内形势讲到国际形势；从民族大义讲到卫国即是保家的意义；从不抗必亡讲到最终胜利必定是我们的道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演讲，使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少年儿童，男女老少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使每个听众受到深刻的抗日救亡教育，消极、悲观的情绪一扫而空。 1938年，形势越来越严峻，3月，三伯父和胡家一批兄弟参加了新四军。三伯父先在四支队机关工作，不久调到新成立的五支队任干事，后来又到教导大队、支队政治部任干事。三伯父不管在那个部门那个岗位，都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且都干得非常出色，深受上级和同志们的好评。1940年6月，政治部为整训的支队主力老八团配备干部，组织科长刘树藩调任老八团政委，三伯父调老八团任青年干事。不久老八团开赴津浦路西作战。6月24日在淮南路西鸡鸣桥与敌作战，战斗十分激烈，也打得十分艰苦，团直属队都拉上去了，就在这次战斗中我的三伯父不幸中弹牺牲，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与他同时调老八团任政委的刘树藩同志。
    ◆ 胡师伟烈士是我五叔祖长子，生于1920年，1938年初参加新四军，先后在二师、七师工作，曾任某部文化教员、指导员等职，于1945年春在日寇扫荡中牺牲，年仅25岁。摘录我的四伯父胡士平所著《步履无声》一书，仅以此文以纪念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我的堂伯父胡师伟。 深沉不露的堂兄师伟 师伟是五叔的长子。要说我对师伟大哥知道的太少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他只比我大四五岁，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怎么会不知道他呢。而我确实又说不出什么，是我太不留意了。小时候视他为大人，从没有在一起玩过。五叔在外做事每年寒暑假回来，总带着师伟在身旁，很受器重。我们小辈都敬畏五叔，也就接近不了师伟大哥，只能远远地望一望。抗战初期，竺冰五叔从上海回乡，忙于各项抗日活动，也常常带着师伟在身边。五叔要看报纸，乡下没有，师伟隔两天就要进一次城，给五叔取报，一去一回就是60里路。后又随五叔去立煌省动委会工作。有一回，他从立煌回来，我们不知道立煌是什么地方，以为虽没有听过说过的上海、南京大，也跟芜湖、安庆似的是个大地方吧。他跟家里的大人们讲述立煌，我们小孩也都围着一圈，他说立煌很远，在大山里边，每天要走多少里路，走几天才能到。我们听得直伸舌头，“乖乖乖乖”地惊叹不已。1938年夏我参军后，一次行军到了舒城东港冲四支队司令部附近。刚住下，就有消息说竺冰五叔被委任无为县长，从立煌回无为赴任，也住在附近，师伟亦随侍在侧。我很想去看看，但没有人带我去。后来听说五叔卸任，师伟大哥就在当地参加新四军了。不久，他奉调二师。听他的胞弟斯夫说，临走的那天正是农历年三十，下着很大的雪，他回家辞行。除夕之夜，家人和他本人都希望能在家里过个年，吃顿年饭再走。五叔不允。五叔说，你已是一个革命军人，命令调你走，难道还要等过了年再执行命令吗？师伟大哥一听，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进了漫天大雪。五婶和幼弟们，看着连一顿年饭也没让吃的师伟，消失在漫天大雪中，不免有些难过。 我虽然不知道师伟大哥更多事迹，仅此一件也够让人感动的了。他当时想些什么呢？许是什么也没有想，唯其没想，才表现了他内心的纯净。我想调往二师的调令并不等同于作战命令，也许当天并不走或许是几天后才走，在家里吃顿饭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然五叔的权威不容怀疑，他的话对我们都有不容怀疑的正确性，何况是他自己的亲生子女。师伟大哥性格内向，深沉不露，不可能对他父亲作任何解释。我在淮南和师伟大哥虽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对他内向、深沉的性格有深切的感受。有人把他的内向、深沉视为懦弱无能，其实是误解。不与人争，并不是弱者的表现，事事与人纠缠也不等强者，他能在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隆重节日里，告别亲人，冒雪远行，这不正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强者的意志吗！记得1940年夏，我在路东部队领导机关召集的一次集会上见到他，这是五叔逝世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从皖中来路东不久，在直属供给部下属一个单位任指导员（后调《抗战报社》任指导员）。见面时，他只简单地向我转述了五叔的遗言，说了些我想知道的皖中地区情况，别的都没有说。那时我16岁，他本可以老大哥的资格叮嘱我几句，但他没有，他不喜欢教训人，也不谈自己，他是一位勤恳工作，不善张扬自己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好，患有肺病，这在那时是致命的病，却仍在部队勤恳工作，并且调来调去。后来又从二师调到七师，在一次反“扫荡”中牺牲。我对他了解虽少，但并未因此减少了我对他的怀念。 先烈们远行60年、70年过去了。先烈们生前，不计名利，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死后仍以其浩然之气昭示后人，我们后人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