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追思：母亲曹并芳带我们成了“绩溪的上海人”

胡宁生

安徽胡氏宗亲会秘书长 胡维平

    一眨眼父亲胡天保（胡九如）至明年已仙逝三十周年了，母亲曹并芳也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真是：时光易逝，岁月无情啊！

母亲曹并芳和父亲胡天保

    “每逢佳节倍思”，丁酉年的母亲节引发我对先父、先母的追思。往事如烟，百感交集。和先母一起生活50余年的点点滴滴霎时都涌上心头，禁不住潸然泪下。阅读胡宁生宗贤回忆慈母专帖，有感父母之情大于天。因对先父的缅怀尚有较长时日，就先对慈母弹奏点“心曲”吧！

母亲曹并芳中年照

    母亲是邻近曹姓大村——绩溪旺川人，读过四年小学。1955年9月我出生于上海，妻子胡云珍和我一样，均为自小回乡“支农”的“绩溪的上海人”。

上海青年会大酒店

上海音乐厅

上海音乐厅绿草地

    九岁之前在上海生活，童年还蛮幸福的，没经历绩溪的“大跃进”，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家饿肚子的经历。住的地段也很不错，上海青年会大酒店对面的恒茂里58号是我上海的居所，可是现在已成了上海音乐厅的绿草地了。
    我母亲生有五男二女。大姐与三哥都夭折了，留下四男一女，我排行老四。
    幼年母亲常给我说傻女婿的故事，听得我开怀大笑，那是留存脑中的美好记忆。九岁前有两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是母亲里弄里上计件班，为工厂加工玩具、发夹之类。工资较高的父亲并不希望她上班，只指望她带好孩子。
    后来才知道，母亲要上班的原因是为了接济当时正读本科农校的大侄儿。在旺川小学任校长的大舅父曹观济因建国前当过一年的代理保长，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而送去劳教了（后来平反后，他曾跟我们说起了当右派的内幕），他家生活顿时陷于绝境。出于兄妹之情，母亲毅然出手相助，靠做临时工挣钱，接济侄儿。
    另一件事是：1963年春母亲以先进个人的身份参加黄浦区响应政府号召回乡支农的表彰会议，我依稀记得母亲佩戴红花发言的情形。“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后果已严重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物资供应，让我们这些只会“吃饭的嘴”为大跃进买单。
    我父亲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所以让母亲将户口本放好，别让街道干部拿走。可耳朵皮软的母亲经不起里弄、街道干部的轮番劝说。说：你们回乡支农是暂时的，将来国家经济好转会又将你们户口迁回上海的。还强调，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时间定格在1963年6月23日，母亲将我们兄弟四人的户口交派出所一笔注销了。
    父亲知悉后叹息不已，从此我就由上海人变成乡下人了。只有胞姐在上海照顾老爸生活。

作者结婚时与上海德父、姐、弟合影（母亲当时在乡下）

    回乡后的生活是严峻的，母亲既要照料我们的生活，又要去生产队干农活。还要去上海照顾父亲，常年处于疲于奔波的状态。
    很快到了文化大革命，村里破四旧抄家成风。我家是中农成分，母亲怕波及。一天下半夜将熟睡的我叫醒，让我将好的衣服多穿上，免得抄家衣服都难留，我朦朦懂懂的穿上了。文革结束了，国家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但再没人记起当年小小年纪就身不由己随长辈响应政府号召回乡支农的我们了。
    长期的夫妻分居的郁闷，加上养家糊口的重负，再看到回乡三个儿子（最小儿子顶班回了上海）只能代代修地球的现状，原本身体健壮长期在上海统益袜厂担任财务工作的父亲在退休后不到八年就患绝症西去了，我们都十分悲痛。
    之后，母亲就长期随我们生活。有时我们也有嘀咕，怪她不该让我们小小年纪带回乡支农，她也有悔意，但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晚年母亲

    2007年以来，年届87岁的母亲明显苍老了，走路步履蹒跚。是年9月下旬，母亲饮食骤减，但似无大碍。因村有急事我去了县城，下午接妻子胡云珍的电话，告诉我母亲身体不行了，示意她赶快叫我回家。接着又催了几次，我连忙打的回家。见母亲双眼微闭，见了我，口中发出极轻微的声音：“你来啦？”随即眼角湿润。我见她口干，就喂她喝水，没喂几口，就喂不进了，嗓子发出咯咯的声音。从此再未醒来......
    事后我想因为母亲长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感情笃厚，弥留之际有我在她身边，她死就瞑目了。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也年逾花甲。心想：如果不是母亲带我回乡？我怎有可能建胡氏村落文化博物馆和创办胡雪岩研究会？又怎有可能和大家在胡氏大家庭里交流联谊，编修《安徽胡氏通志》呢？每每想到这里：还得感谢母亲。因为是她把我们送回了人杰地灵的天然大氧吧——安徽绩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