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为师之道

胡宁生

作者：成夏林

    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年后，在他初登教坛，后又以在任校长而不得不遽然离去的北京大学，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教授季羡林先生，决定去台湾给胡适老师扫墓。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顾虑他年高远行便婉言劝道：“你不是不轻易出门吗？”他说这次对方邀请，开会的主题“人的素质教育”他很感兴趣，去台湾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给胡适之先生、梁实秋先生扫墓。李问他，“这合适吗？”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还写下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追忆文章。①
    在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还很敏感，李玉洁劝他别写，写了也没地方发。但他坚持要写，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对人不能主观、片面，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不多了，“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
    在胡适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他所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谈到了胡适的许多德行，而其中最令他钦佩与感动的是适之先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胡适先生的“奖掖后进”是泽被群生，有口皆碑的。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胡适先生对学生的琢育既有高远的目标，严格的要求，又有细致入微的关爱，因而得到学生由衷的爱戴。
    先讲讲顾颉刚。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时蔡元培掌北大，为根治腐败，他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遂广揽具有新思想的教员。胡适刚留美归来，作为旧学新知兼备的学人登上了北大讲坛。当时胡适才27岁，太年轻，北大一班对传统学术
    训练有素自视甚高的的青年学子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颉刚听了胡适几节课后被震慑，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的历史学家②。在胡适大力鼓吹“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理念的浸润、影响下，顾颉刚接受了实验主义方法论，对胡适强调的“存疑主义”更为倾心，其兴趣遂由哲学转入史学。此时，胡顾之间还没有深交。
    1920年夏，顾颉刚毕业了，找工作无门，罗家伦把顾颉刚推荐给胡适。胡适以爱才称著，他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得编目员一职，月薪50元。当获知顾颉刚家累太重，入不敷出时，胡适又私下每月资助他30元，请助其编书。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令顾颉刚十分感动。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亲密起来。当时胡适正在研究《红楼梦》，顾颉刚为他搜集曹雪芹的家世等相关资料③。是年秋，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顾颉刚读后深受启发。他想，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故事，反之，又何不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呢？不久，胡适又让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顾颉刚又从胡适处得到《崔东壁遗书》，获益甚大。崔氏提出“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传闻愈繁”的现象，这一史识，在顾颉刚心中渐渐酿成萌芽。于是“不由得激起了我推翻伪书的壮志”，遂向胡适建议编辑《辨伪丛刊》，又由此结识了钱玄同。在与之研讨古史当中，触发了顾颉刚长期郁积心中对古史的见解，撰写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刊发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顾在编者按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在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南京东南大学的刘炎黎等史学界人士引经据典大加反驳；更有讥笑和责骂的。顾颉刚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判断被陈立夫等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而哄传一时。
    1926年，顾颉刚把上述讨论文章结集成《古史辨》出版，一时风靡学界，一年内印行了20版。面对众多的责难、讥讽，胡适却予以热情的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和王伯祥等都交口称赞。
    古史考辨是对旧中国史学界进行的一次革命，推翻了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自此以后，中国古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这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的变革作用不可谓不大。
    《古史辨》成了顾颉刚学术生涯的起点。他称“胡适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当年，顾颉刚与傅斯年、毛子水打起“整理国故”大旗后，胡适曾适时地为他们指明“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等研究方向，并撰考据文章示范之。胡适欣赏顾颉刚的才华，认其是他史学上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学生。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胡适的名言。“疑”是他们两人共通之处。显然也是顾颉刚对胡适学术精神的师承。
    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成了史学领域的颠峰之作，一九四八年顾颉刚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然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越他。
    再讲讲吴晗。
    吴晗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史学家。在吴晗辞世的当年，1969年，美国就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史研究者JemesR.pusey为之写了一本小传，题为《吴晗•影射史学》④。的确，吴晗是靠“影射史学”发迹，又因“影射史学”而贾祸，终至夫妻双双因此而死于非命。
    吴晗曾自述道：“1942年以后，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下去了，……对蒋价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将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他所说的指桑骂槐，显然就是“影射史学”。这时候，他写《明太祖》，内容有“恐怖政治”、“文字狱”、“锦衣卫与廷杖”和“皇权的极峰”等。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以古讽今，批判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制度、恐怖统治、特务统治及其对知识分子的管制和镇压。此书一出，他在史学界更为出名，在教育界也以其左倾的观点闻名。因而得到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欣赏。1948年，他由地下党安排，到解放区参观，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还与吴晗谈了一个晚上，不但看了吴著《明太祖》，还与吴交流了意见，使吴顿时有知遇之感。吴晗在解放区待了没有几个月，便随解放军进城，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再也没有时间继续他的历史研究了⑤。到了六十年代，吴晗又写了《海瑞罢官》，从主观意图和客观评判都可认为是一部“影射史学”的作品。讵知1965年由姚文元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葬送了吴晗的“影射史学”，并由此掀起了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
    吴晗开始走进史学领域并不是搞“影射史学”而是在胡适的指引下搞“实证史学”的。
    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的吴晗（当时叫吴春晗），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写信求教，开始了他与胡适的交往。他所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颇获胡适赏识。他在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以后，追随他到北京，试图转入北京的大学，特别是胡适担任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他几次写信向胡适求助，皆因数学只考零分而未能如愿。胡适便把他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从那以后，吴晗便在胡适的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研究。
    刚刚开始历史研究时，吴晗的兴趣是在汉代，但正是因为蒋廷黻和胡适的诱导，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并按照胡适的指点，开始治学方法的训练。
    胡适在1931年9月12日给吴晗的信中写道：“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还具体告诉吴晗，应该先细读《明史》。并指导他如何作笔记，特别强调应该作“专题研究”之类的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
    对赫赫有名的胡适能够如此详尽地指点自己，吴晗无疑深受感动。同月26日吴晗给胡适写信，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按照胡适所说，吴晗买来了《明史》，逐日点读，还做了几千卡片分为人名、书名、记事3种，准备按类填写。在随后几年里，胡惟庸党案、锦衣卫和东西厂、《金瓶梅》、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殉葬制度等等，一个个明史的专题，便出现在吴晗的视野。他不厌其烦地小心求证，他按照胡适的教诲严格地训练自己，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明史专家，由此脱颖而出。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与胡适分道扬镳，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但他应该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在50年代初写的《吴晗自传》中，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他承认自己过去“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甚至在1954年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作为胡适的弟子，吴晗并没有发表过批判文章，这在当时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全面展开，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升级，也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吴晗不能不日益处于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回避自己与胡适曾经有过的学术关系，他不能不主动或被动地强调自己后来的分道扬镳，从而表现自己今天的进步。于是，他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便随之有所改变了⑥。
    吴晗所改变了的“往事回忆”在报上发表时，胡适已不在世，自然是不知道了。不过即使知道了，按照胡适一生那种理性宽容的品格，他也不会去责备自己曾经奖掖过、曾经寄予希望的学生；因为他知道这些不实的回忆是在高压下言不由衷的话，不足计较而应该予以同情的⑦。
    至于吴晗的学术研究从实证史学转入影射史学，胡适肯定是不赞同的。因为胡适一生主张实证，反对虚妄。对与自己观点主张不合的人和事，尤其是学术研究他从来是直抒胸臆，鄙弃指桑骂槐或是曲意奉迎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适的另一个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他的《师门五年记》中记述老师是怎样爱护学生、教育学生的。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适家任抄写员。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罗尔纲对比自己卑微的地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会的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自卑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人格的力量就象是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罗尔纲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对待学生，胡适有慈爱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当胡适读到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时，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责备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在胡适这种实证史学观点的指引下，经过艰苦的努力，罗尔纲终于成为近现代研究太平天国的权威学者。
    胡适要求学生在学问上“不苟且”，同样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不苟且”。他一生强调宽容，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温柔敦厚的胡适也还有另一面。他很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喜欢这首小诗，固然因其写得清浅可爱，风格近似自己的《尝试集》。但他体味最深的还是诗句背后的那种执着梗直的精神吧。还是罗尔纲了解老师，他这样分析说；“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他禀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有人论及胡适‘容忍’精神人难企及。但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他的倔强精神，例如他明知台湾有一股巨大势力要把他吞掉，却不肯偷安异国，挺然回去。后来雷震在狱中过生日，胡适写这首诗去贺他，是对胡适性格最好的说明。”
    综上所述，我认为胡适一生教育学生的种种实践，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这里所谓“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也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按照高远目标来琢育学生。其目的是他青年时代就服膺的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有益于社会的器”⑧就是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对学生学术（知识）上的诱导，事业上的扶持，人格上的感召，心理上的滋润，为的都是让学生把自己铸成对社会有益的器。他并不为学生设定某种既定的框框，要求学生按照一定模式去成长，更不会象当前某些人把学生当做消费者，要出高价才能享受高等教育。他丝毫没有把培育学生的职责当作于己有利的工具来使用。这对当前教育界由于“教育产业化”的误导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无疑是一种儆戒。
注释：
    ①见2005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张彦武文。
    ②胡适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九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边际，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
    顾颉刚听了胡适几节课后被震慑，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的历史学家。指的就是上述事实。
    蔡元培先生在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言中说，该书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考实遗著的真伪及辨证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注者认为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蔡元培先生的评价，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和他所发明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中心学说，在逻辑理念上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③《胡适口述自传》237页：“在寻找《红楼梦》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别号。”
    ④⑤见《随笔》2006年第一期王晴佳文（广州花城出版社）。
    ⑥1962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历史研究和学习。此时的他，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而不再是胡适、蒋廷黻等人的教诲。他似乎并不困难地就把那些往事换了一种叙述，或者说，在历史画面上他根据需要涂抹上了别的颜料。（见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
    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三六年才改成大学的，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们不教。……”
    以往他所看重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不值一提。他的语气也似乎轻轻松松。可是，谁又能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他到底是真的否认了一切，还是有难言之隐？我们永远无法了解。
    ⑦胡适在1952年初看到了顾颉刚在上海“批胡”座谈上的发言，把那页剪报贴在自己日记本上，并作评语：“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胡适的态度是从容、平和的。
    ⑧有益于社会：这里的社会应是符合普世规律的社会，是值得自己的学生为之奋斗的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呢？胡适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1日在北平所作广播演说中为这个社会提出了明确的指征。他在广播演说中指出：“世界文化有三个共同的大趋势：第一是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第三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余英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个三个共同趋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文明，是二十世纪进步人类的共同追求。我们不难看出，胡适先生六十年前的这个预判，为当今的主流意识、治国方针提供了思想资源。